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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的天涯海角大家并不陌生，而东海的天涯海角知道的人少的可怜。
我的故乡就是在东海的一个小小的岛上，是完完全全的东海前线，9.8平方公里的小岛，取了个吓死人的名字——西洋，请不要误会，可不是大西洋，准确地说是与马祖岛（台湾占领）仅一水之隔在中国地图上连名字都没有的一个小点。岛上军人与居民几乎一样多，在部队的阵地上到处写着：“以岛为家，以苦为荣，长期死守，独立作战”、“人在阵地在”的标语。
本来就小的可怜的小岛，而我的故乡则在岛上最边远的一个小小的村庄。儿时的记忆，刻骨铭心。因为哪儿海风吹得我瘦弱的身躯，如同高原缺痒。逆风前进，只能倒着走，风儿还是一点的面子也不给，吹的我走二步，退一步。每当台风来临季节，海浪就像一个巨大的鼓，震天般的轰鸣，给初到此地的人，还以为是世界大战已经爆发。69年9.3台风，台风突然登陆，飞沙走石，屋面的瓦片被吹得七零八落，家已经不能住人了，部队出动大批的官兵帮我们转移地坑道，在转移的过程中，暴雨打在我的脸上，如同有人抓去粗沙，猛地甩在我的脸上，那疼痛的感觉没有多少人有过这样的经理。
唯一可以欣慰的是，我比大家更有眼福，因为，我天天可以看大海，看东海观日出，那一轮粉红色的火球，从墨绿色的大海中冉冉升起，壮观的景象不是用几句话可以描述。最令人兴奋的是，当火球即将离开水面时，那一瞬间，再也不是冉冉的、一点一点的上升，而跳跃式的上升，给人以力量和勇气……
本就偏僻的乡村，贫穷落后已成定局，而我的家则是小乡村贫穷落后的平方。说起来谁也不相信，48岁的我，则是一个地地道道出生在解放前，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公民之一（我出生于1954年，我的家乡是1955年才解放的）。因为家庭贫困，刚解放三年，家里的贫穷状况有所改变，不幸的是家中唯一的劳力，我的父亲因劳累过度得了当时由于链枚素的发明，从不治之症，变为可以治疗的肺结核。与我父亲同时传染结核的有三人，因为我家少了15元钱，另外两人治好了病。我的父亲则发展到开放性的咳血。从此，我的家有开始了雪上加霜。
从我懂事开始，填饱肚皮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公社化的后期，三分太灾，七分人祸，从放开肚皮吃饱饭，发展到按人口分饭（稀饭），为了照顾生病的父亲，母亲为他捞了一碗干一些的饭，12岁的姐姐则成为家里的一个主要的劳力，为了能让她给家里多挣工分，也给她一碗干一些的饭，祖母年老也一碗，所剩无几，稀得像一面镜子的饭由母亲、我、弟弟、妹妹分着吃。俗话说：“天雨逢屋漏”，没有饭吃，肚子又大得出奇，半碗半米半汤的“饭”，对我来说，只要三下五除二就可以解决战斗了，咕咕叫的肚子，没有半点饱的滋味，捧着饭碗舔呀舔，别说有一粒米可以剩下，就连沾在碗边的米汤也被舔得一干二净……
一年春节来临，家里买了一斤的猪肉过年，与其说买来过年，倒不如说买来刷锅（炒菜时夹着肥肉在锅了刷一下，免得菜粘锅）。我的小舅跑到家里，翻了所有的年货，流着眼泪回到家里提了一块肉来，对我妈说：“这些肉拿去给孩子们过年”。我妈为了不让人家看不起，口口声声地说：“我们家里有，我们家里有”。
又一个冬天的来临，地瓜还没有收成，家里已经揭不开锅了，我母亲拿着喂猪的臭地瓜米在挑选，一段段好的部分摘下来，恰巧我小舅舅路过看见了这一情景，跑回家跟我外婆说：“姐姐家里已经没有饭吃了，我们拿一些粮食给她渡过肌荒”。我外婆说：“我们家也没有粮食了，你自己如果有你就拿去给她”。其实她家是有粮食，因为我小舅舅是渔民，每月有45斤的口粮。我母亲听到我外婆的话后，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娘家，直到我外婆去世时，才第一次踏进家门。
在我的印象中，我父亲从来就是“母亲”，缝缝补补是他的长项，一件破的不能再破的大衣，补丁加补丁，手工活一点也不比女人荪色。而母亲则是“父亲”，干起活来怎么也不比男人荪色。父母之间很少发生争吵，因为我父亲没有说话资格。偶尔也有战争的时候，那就是我上学之事，我父亲坚持说我长大了，是家里的劳力，其实那有长大（14岁参加征兵体检，身高1.49cm，体重99斤。）我母亲坚持说：“再苦也不能苦孩子，自己一辈子当睁眼瞎（文盲），再也不能让孩子也成为睁眼瞎”。这就是我家战争的倒火线，也是唯一战争的根源。（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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