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记

第一篇《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是应日本的改造社之托而写的，原是日文，即于是年

三月，登在《改造》〔１〕上，改题为《火，王道，监狱》。记得中国北方，曾有一种期刊

译载过这三篇，但在南方，却只有林语堂，邵洵美，章克标三位所主编的杂志《人言》上，

曾用这为攻击作者之具，其详见于《准风月谈》的后记中，兹不赘。

《草鞋脚》是现代中国作家的短篇小说集，应伊罗生（ＨＩｓａａｃｓ）〔２〕先生之

托，由我和茅盾先生选出，他更加选择，译成英文的。但至今好像还没有出版。

《答曹聚仁先生信》原是我们的私人通信，不料竟在《社会月报》〔３〕上登出来了，

这一登可是祸事非小，我就成为“替杨邨人氏打开场锣鼓，谁说鲁迅先生器量窄小呢”了。

有八月三十一日《大晚报》副刊《火炬》〔４〕上的文章为证--

调和绍伯--读《社会月报》八月号“中国人是善于调和的民族”--这话我从前还不

大相信，因为那时我年纪还轻，阅历不到，我自己是不大肯调和的，我就以为别人也和我一

样的不肯调和。

这观念后来也稍稍改正了。那是我有一个亲戚，在我故乡两个军阀的政权争夺战中做了

牺牲，我那时对于某军阀虽无好感，却因亲戚之故也感着一种同仇敌忾，及至后来两军阀到

了上海又很快的调和了，彼此过从颇密，我不觉为之呆然，觉得我们亲戚假使仅仅是为着他

的“政友”而死，他真是白死了。

后来又听得广东Ａ君告诉我在两广战争后战士们白骨在野碧血还腥的时候，两军主持的

太太在香港寓楼时常一道打牌，亲翱逾常，这更使我大彻大悟。

现在，我们更明白了，这是当然的事，不单是军阀战争如此，帝国主义的分赃战争也作

如是观。老百姓整千整万地做了炮灰，各国资本家却可以聚首一堂举着香槟相视而笑。什么

“军阀主义”“民主主义”都成了骗人的话。

然而这是指那些军阀资本家们“无原则的争斗”，若夫真理追求者的“有原则的争斗”

应该不是这样！

最近这几年，青年们追随着思想界的领袖们之后做了许多惨淡的努力，有的为着这还牺

牲了宝贵的生命。个人的生命是可宝贵的，但一代的真理更可宝贵，生命牺牲了而真理昭然

于天下，这死是值得的，就是不可以太打浑了水，把人家弄得不明不白。

后者的例子可求之于《社会月报》。这月刊真可以说是当今最完备的“杂”志了。而最

“杂”得有趣的是题为“大众语特辑”的八月号。读者试念念这一期的目录罢，第一位打开

场锣鼓的是鲁迅先生（关于大众语的意见），而“压轴子”的是《赤区归来记》作者杨邨人

氏。就是健忘的读者想也记得鲁迅先生和杨邨人氏有过不小的一点“原则上”的争执罢。鲁

迅先生似乎还“嘘”过杨邨人氏，然而他却可以替杨邨人氏打开场锣鼓，谁说鲁迅先生器量

窄小呢？

苦的只是读者，读了鲁迅先生的信，我们知道“汉字和大众不两立”，我们知道应把

“交通繁盛言语混杂的地方”的“‘大众语’的雏形，它的字汇和语法输进穷乡僻壤去”。

我们知道“先驱者的任务”是在给大众许多话“发表更明确的意思”，同时“明白更精确的

意义”；我们知道现在所能实行的是以“进步的”思想写“向大众语去的作品”。但读了最

后杨邨人氏的文章，才知道向大众去根本是一条死路，那里在水灾与敌人围攻之下，破产无

余，……“维持已经困难，建设更不要空谈。”还是“归”到都会里“来”扬起小资产阶级

文学之旗更靠得住。

于是，我们所得的知识前后相销，昏昏沉沉，莫明其妙。

这恐怕也表示中国民族善于调和吧，但是太调和了，使人疑心思想上的争斗也渐渐没有

原则了。变成“戟门坝上的儿戏”了。照这样的阵容看，有些人真死的不明不白。

关于开锣以后“压轴”以前的那些“中间作家”的文章特别是大众语问题的一些宏论，

本想略抒鄙见，但这只好改日再谈了。

关于这一案，我到十一月《答〈戏〉周刊编者信》里，这才回答了几句。

《门外文谈》是用了“华圉”的笔名，向《自由谈》〔５〕投稿的，每天登一节。但不

知道为什么，第一节被删去了末一行，第十节开头又被删去了二百余字，现仍补足，并用黑

点为记。《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是写给《太白》〔６〕的，登出来时，后半篇都不见了，

我看这是“中央宣传部书报检查委员会”的政绩。那时有人看了《太白》上的这一篇，当面

问我道：“你在说什么呀？”现仍补足，并用黑点为记，使读者可以知道我其实是在说什

么。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也是写给《太白》的。凡是对于求神拜佛，略有不敬之处，

都被删除，可见这时我们的“上峰”正在主张求神拜佛。现仍补足，并用黑点为记，聊以存

一时之风尚耳。

《脸谱臆测》是写给《生生月刊》〔７〕的，奉官谕：不准发表。我当初很觉得奇怪，

待到领回原稿，看见用红铅笔打着杠子的处所，才明白原来是因为得罪了“第三种人”老爷

们了。现仍加上黑杠子，以代红杠子，且以警戒新作家。

《答〈戏〉周刊编者信》的末尾，是对于绍伯先生那篇《调和》的答复。听说当时我们

有一位姓沈的“战友”〔８〕看了就呵呵大笑道：“这老头子又发牢骚了！”“头子”而

“老”，“牢骚”而“又”，恐怕真也滑稽得很。然而我自己，是认真的。

不过向《戏》周刊编者去“发牢骚”，别人也许会觉得奇怪。然而并不，因为编者之一

是田汉〔９〕同志，而田汉同志也就是绍伯先生。

《中国文坛上的鬼魅》是写给《现代中国》（ＣｈｉｎａＴｏｄａｙ）的，不知由何人

所译，登在第一卷第五期，后来又由英文转译，载在德文和法文的《国际文学》上。

《病后杂谈》是向《文学》〔１０〕的投稿，共五段；待到四卷二号上登了出来时，只

剩下第一段了。后有一位作家，根据了这一段评论我道：鲁迅是赞成生病的。他竟毫不想到

检查官的删削。可见文艺上的暗杀政策，有时也还有一些效力的。

《病后杂谈之余》也是向《文学》的投稿，但不知道为什么，检查官这回却古里古怪

了，不说不准登，也不说可登，也不动贵手删削，就是一个支支吾吾。发行人没有法，来找

我自己删改了一些，然而听说还是不行，终于由发行人执笔，检查官动口，再删一通，这才

能在四卷三号上登出。题目必须改为《病后余谈》，小注“关于舒愤懑”这一句也不准有；

改动的两处，我都注在本文之下，删掉的五处，则仍以黑点为记，读者试一想这些讳忌，是

会觉得很有趣的。只有不准说“言行一致”云云，也许莫明其妙，现在我应该指明，这是因

为又触犯了“第三种人”了。

《阿金》是写给《漫画生活》〔１１〕的；然而不但不准登载，听说还送到南京中央宣

传会里去了。这真是不过一篇漫谈，毫无深意，怎么会惹出这样大问题来的呢，自己总是参

不透。后来索回原稿，先看见第一页上有两颗紫色印，一大一小，文曰“抽去”，大约小的

是上海印，大的是首都印，然则必须“抽去”，已无疑义了。再看下去，就又发见了许多红

杠子，现在改为黑杠，仍留在本文的旁边。

看了杠子，有几处是可以悟出道理来的。例如“主子是外国人”，“炸弹”，“巷战”

之类，自然也以不提为是。但是我总不懂为什么不能说我死了“未必能够弄到开起同乡会”

的缘由，莫非官意是以为我死了会开同乡会的么？

我们活在这样的地方，我们活在这样的时代。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编讫记。

CC

〔１〕《改造》日本的一种综合性月刊，一九一九年创刊，一九五五年出至第三十六卷

第二期停刊。日本东京改造出版社印行。〔２〕伊罗生美国人，曾任上海出版的中英文合印

的刊物《中国论坛》（每月发行一期或两期）的编辑。

〔３〕《社会月报》综合性期刊，陈灵犀主编，一九三四年六月创刊，一九三五年九月

停刊，上海社会出版社发行。〔４〕《大晚报》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二日在上海创刊，创办人

张竹平。起初接受政学系的津贴，一九三五年为国民党财阀孔祥熙收买，一九四九年五月二

十五日停刊。副刊《火炬》由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崔万秋编辑。

〔５〕《自由谈》上海《申报》副刊之一，一九一一年八月创刊。原以刊载鸳鸯蝴蝶派

作品为主，一九三二年十二月革新后，先后由黎烈文、张梓生主编。从一九三三年一月起，

鲁迅常在该刊发表文章。〔６〕《太白》小品文半月刊，陈望道主编，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

日创刊，次年九月五日出至第二卷第十二期停刊，上海生活书店发行。

〔７〕《生生月刊》文艺杂志，李辉英、朱荢园编辑，一九三五年二月创刊，只出一

期，上海图画书局发行。

〔８〕姓沈的“战友”指沈端先，即夏衍，浙江杭州人，文学家、戏剧家，中国左翼作

家联盟领导人之一。

〔９〕田汉（１８９８-１９６８）字寿昌，湖南长沙人，戏剧家，曾创办话剧团体南

国社，后为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领导人之一。〔１０〕《文学》月刊，先后由郑振铎、傅东

华、王统照编辑，一九三三年七月创刊，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停刊，上海生活书店发行。〔１

１〕《漫画生活》刊载漫画和杂文的月刊，吴朗西、黄士英等编辑，一九三四年九月创刊，

上海美术生活杂志社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