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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坛上的鬼魅
一
当国民党对于共产党从合作改为剿灭之后，有人说，国民党先前原不过利用他们的，北
伐将成的时候，要施行剿灭是豫定的计划。但我以为这说的并不是真实。国民党中很有些有
权力者，是愿意共产的，他们那时争先恐后的将自己的子女送到苏联去学习，便是一个证
据，因为中国的父母，孩子是他们第一等宝贵的人，他们决不至于使他们去练习做剿灭的材
料。不过权力者们好像有一种错误的思想，他们以为中国只管共产，但他们自己的权力却可
以更大，财产和姨太太也更多；至少，也总不会比不共产还要坏。
我们有一个传说。大约二千年之前，有一个刘先生，积了许多苦功，修成神仙，可以和
他的夫人一同飞上天去了，然而他的太太不愿意。为什么呢？她舍不得住着的老房子，养着
的鸡和狗。刘先生只好去恳求上帝，设法连老房子，鸡，狗，和他们俩全都弄到天上去，这
才做成了神仙。〔２〕也就是大大的变化了，其实却等于并没有变化。假使共产主义国里可
以毫不改动那些权力者的老样，或者还要阔，他们是一定赞成的。然而后来的情形证明了共
产主义没有上帝那样的可以通融办理，于是才下了剿灭的决心。孩子自然是第一等宝贵的
人，但自己究竟更宝贵。
于是许多青年们，共产主义者及其嫌疑者，左倾者及其嫌疑者，以及这些嫌疑者的朋友
们，就到处用自己的血来洗自己的错误，以及那些权力者们的错误。权力者们的先前的错
误，是受了他们的欺骗的，所以必得用他们的血来洗干净。然而另有许多青年们，却还不知
底细，在苏联学毕，骑着骆驼高高兴兴的由蒙古回来了。我记得有一个外国旅行者还曾经看
得酸心，她说，他们竟不知道现在在祖国等候他们的，却已经是绞架。
不错，是绞架。但绞架还不算坏，简简单单的只用绞索套住了颈子，这是属于优待的。
而且也并非个个走上了绞架，他们之中的一些人，还有一条路，是使劲的拉住了那颈子套上
了绞索的朋友的脚。这就是用事实来证明他内心的忏悔，能忏悔的人，精神是极其崇高的。
二
从此而不知忏悔的共产主义者，在中国就成了该杀的罪人。而且这罪人，却又给了别人
无穷的便利；他们成为商品，可以卖钱，给人添出职业来了。而且学校的风潮，恋爱的纠
纷，也总有一面被指为共产党，就是罪人，因此极容易的得到解决。如果有谁和有钱的诗人
辩论，那诗人的最后的结论是：共产党反对资产阶级，我有钱，他反对我，所以他是共产
党。于是诗神就坐了金的坦克车，凯旋了。
但是，革命青年的血，却浇灌了革命文学的萌芽，在文学方面，倒比先前更其增加了革
命性。政府里很有些从外国学来，或在本国学得的富于智识的青年，他们自然是觉得的，最
先用的是极普通的手段：禁止书报，压迫作者，终于是杀戮作者，五个左翼青年作家〔３〕
就做了这示威的牺牲。然而这事件又并没有公表，他们很知道，这事是可以做，却不可以说
的。古人也早经说过，“以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４〕所以要剿灭革命文学，
还得用文学的武器。
作为这武器而出现的，是所谓“民族文学”〔５〕。他们研究了世界上各人种的脸色，
决定了脸色一致的人种，就得取同一的行为，所以黄色的无产阶级，不该和黄色的有产阶级
斗争，却该和白色的无产阶级斗争。他们还想到了成吉思汗，作为理想的标本，描写他的孙
子拔都汗，怎样率领了许多黄色的民族，侵入斡罗斯，将他们的文化摧残，贵族和平民都做
了奴隶。
中国人跟了蒙古的可汗去打仗，其实是不能算中国民族的光荣的，但为了扑灭斡罗斯，
他们不能不这样做，因为我们的权力者，现在已经明白了古之斡罗斯，即今之苏联，他们的
主义，是决不能增加自己的权力，财富和姨太太的了。然而，现在的拔都汗是谁呢？
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占据了东三省，这确是中国人将要跟着别人去毁坏苏联的序曲，
民族主义文学家们可以满足的了。但一般的民众却以为目前的失去东三省，比将来的毁坏苏
联还紧要，他们激昂了起来。于是民族主义文学家也只好顺风转舵，改为对于这事件的啼
哭，叫喊了。许多热心的青年们往南京去请愿，要求出兵；然而这须经过极辛苦的试验，火
车不准坐，露宿了几日，才给他们坐到南京，有许多是只好用自己的脚走。到得南京，却不
料就遇到一大队曾经训练过的“民众”，手里是棍子，皮鞭，手枪，迎头一顿打，使他们只
好脸上或身上肿起几块，当作结果，垂头丧气的回家，有些人还从此找不到，有的是在水里
淹死了，据报上说，那是他们自己掉下去的。〔６〕民族主义文学家们的啼哭也从此收了
场，他们的影子也看不见了，他们已经完成了送丧的任务。这正和上海的葬式行列是一样
的，出去的时候，有杂乱的乐队，有唱歌似的哭声，但那目的是在将悲哀埋掉，不再记忆起
来；目的一达，大家走散，再也不会成什么行列的了。
三
但是，革命文学是没有动摇的，还发达起来，读者们也更加相信了。
于是别一方面，就出现了所谓“第三种人”，是当然决非左翼，但又不是右翼，超然于
左右之外的人物。他们以为文学是永久的，政治的现象是暂时的，所以文学不能和政治相
关，一相关，就失去它的永久性，中国将从此没有伟大的作品。不过他们，忠实于文学的
“第三种人”，也写不出伟大的作品。为什么呢？是因为左翼批评家不懂得文学，为邪说所
迷，对于他们的好作品，都加以严酷而不正确的批评，打击得他们写不出来了。所以左翼批
评家，是中国文学的刽子手。〔７〕
至于对于政府的禁止刊物，杀戮作家呢，他们不谈，因为这是属于政治的，一谈，就失
去他们的作品的永久性了；况且禁压，或杀戮“中国文学的刽子手”之流，倒正是“第三种
人”的永久的文学，伟大的作品的保护者。
这一种微弱的假惺惺的哭诉，虽然也是一种武器，但那力量自然是很小的，革命文学并
不为它所击退。“民族主义文学”已经自灭，“第三种文学”又站不起来，这时候，只好又
来一次真的武器了。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上海的艺华影片公司突然被一群人们所袭击，捣毁得一塌胡涂了。
他们是极有组织的，吹一声哨，动手，又一声哨，停止，又一声哨，散开。临走还留下了传
单，说他们的所以征伐，是为了这公司为共产党所利用。〔８〕而且所征伐的还不止影片公
司，又蔓延到书店方面去，大则一群人闯进去捣毁一切，小则不知从那里飞来一块石子，敲
碎了值洋二百的窗玻璃。那理由，自然也是因为这书店为共产党所利用。高价的窗玻璃的不
安全，是使书店主人非常心痛的。几天之后，就有“文学家”将自己的“好作品”来卖给他
了，他知道印出来是没有人看的，但得买下，因为价钱不过和一块窗玻璃相当，而可以免去
第二块石子，省了修理窗门的工作。
四
压迫书店，真成为最好的战略了。
但是，几块石子是还嫌不够的。中央宣传委员会也查禁了一大批书，计一百四十九种，
凡是销行较多的，几乎都包括在里面。中国左翼作家的作品，自然大抵是被禁止的，而且又
禁到译本。要举出几个作者来，那就是高尔基（Ｇｏｒｋｙ），卢那卡尔斯基（Ｌｕｎａｃ
ｈａｒｓｋｙ），斐定（Ｆｅｄｉｎ），法捷耶夫（Ｆａｄｅｅｖ），绥拉斐摩维支（Ｓｅ
ｒａｆｉｍｏｖｉｃｈ），辛克莱（ＵｐｔｏｎＳｉｎｃｌａｉｒ），甚而至于梅迪林克
（Ｍａｅｔｅｒｌｉｎｃｋ），梭罗古勃（Ｓｏｌｏｇｕｂ），斯忒林培克（Ｓｔｒｉｎｄ
ｂｅｒｇ）。〔９〕这真使出版家很为难，他们有的是立刻将书缴出，烧毁了，有的却还想
补救，和官厅去商量，结果是免除了一部分。为减少将来的出版的困难起见，官员和出版家
还开了一个会议。在这会议上，有几个“第三种人”因为要保护好的文学和出版家的资本，
便以杂志编辑者的资格提议，请采用日本的办法，在付印之前，先将原稿审查，加以删改，
以免别人也被左翼作家的作品所连累而禁止，或印出后始行禁止而使出版家受亏。这提议很
为各方面所满足，当即被采用了，〔１０〕虽然并不是光荣的拔都汗的老方法。
而且也即开始了实行，今年七月，在上海就设立了书籍杂志检查处〔１１〕，许多“文
学家”的失业问题消失了，还有些改悔的革命作家们，反对文学和政治相关的“第三种人”
们，也都坐上了检查官的椅子。他们是很熟悉文坛情形的；头脑没有纯粹官僚的胡涂，一点
讽刺，一句反语，他们都比较的懂得所含的意义，而且用文学的笔来涂抹，无论如何总没有
创作的烦难，于是那成绩，听说是非常之好了。
但是，他们的引日本为榜样，是错误的。日本固然不准谈阶级斗争，却并不说世界上并
无阶级斗争，而中国则说世界上其实无所谓阶级斗争，都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所以这不准
谈，为的是守护真理。日本固然也禁止，删削书籍杂志，但在被删削之处，是可以留下空白
的，使读者一看就明白这地方是受了删削，而中国却不准留空白，必须连起来，在读者眼前
好像还是一篇完整的文章，只是作者在说着意思不明的昏话。这种在现在的中国读者面前说
昏话，是弗理契（Ｆｒｉｃｈｅ）〔１２〕，卢那卡尔斯基他们也在所不免的。
于是出版家的资本安全了，“第三种人”的旗子不见了，他们也在暗地里使劲的拉那上
了绞架的同业的脚，而没有一种刊物可以描出他们的原形，因为他们正握着涂抹的笔尖，生
杀的权力。在读者，只看见刊物的消沉，作品的衰落，和外国一向有名的前进的作家，今年
也大抵忽然变了低能者而已。
然而在实际上，文学界的阵线却更加分明了。蒙蔽是不能长久的，接着起来的又将是一
场血腥的战斗。
十一月二十一日。
CC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英文刊物《现代中国》月刊第一卷第五期，参看本书《附记》。
〔２〕东晋葛洪《神仙传》卷四载：西汉淮南王刘安吃了仙药成仙，“临去时，余药器
置在中庭，鸡犬舐啄之，尽得升天。”《全后汉文·仙人唐公房碑》也有唐公房得仙药后与
他的妻子、房屋、六畜一起升天的故事。
〔３〕五个左翼青年作家指李伟森、柔石、胡也频、冯铿和白莽（殷夫）。一九三一年
二月七日，他们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参看《南腔北调集·为了忘却的记
念》。
〔４〕“以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语出《史记·陆贾传》：“陆生时时前说称
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
上治之乎？’”〔５〕“民族文学”即“民族主义文学”，一九三○年六月由国民党当局策
划的御用文学。发起人为潘公展、范争波、朱应鹏、傅彦长、王平陵等。下文所说对拔都西
侵的赞美，见《前锋月刊》第一卷第七期（一九三一年四月）黄震遐所作的诗剧《黄人之
血》。参看《二心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
〔６〕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各地学生奋起抗议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纷纷到南京
请愿，十二月十七日在南京举行总示威，遭到军警的逮捕和屠杀，有的学生被刺伤后又被扔
进河里。次日，南京卫戍当局对记者谈话，诡称死难学生是“失足落水”。〔７〕这里所引
“第三种人”的一些论调，见苏汶发表在《现代》月刊第一卷第三期的《关于〈文新〉与胡
秋原的文艺论辩》和第一卷第六期的《“第三种人”的出路》（一九三二年七月、十月）等
文。参看《南腔北调集·论“第三种人”》。
〔８〕关于艺华影片公司和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等书店被捣毁的事，参看《准风月
谈·后记》。
〔９〕关于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查禁书籍一百四十九种，参看《且介亭杂文二集·后
记》。被禁的作者和书籍中有：苏联高尔基（１８６８-１９３６）的《高尔基文集》、
《我的童年》等，卢那卡尔斯基（１８７５-１９３３）的《文艺与批评》、《浮士德与
城》，斐定（１８９２-１９７７）等的《果树园》，法捷耶夫（１９０１-１９５６）的
《毁灭》，绥拉菲摩维支（１８６３-１９４９）的《铁流》，美国辛克莱（１８７８-１
９６８）的《屠场》、《石炭王》等，比利时梅迪林克（１８６２-１９４９）的《檀泰琪
儿之死》等，俄国梭罗古勃（１８６３-１９２７）等的《饥饿的光芒》，瑞典斯忒林培克
（１８４９-１９１２，通译斯特林堡）的《结婚集》等。
〔１０〕关于官员和出版家开会的事，参看作者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五日致姚克信。
〔１１〕书籍杂志检查处指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一九三四年五
月在上海设立。
〔１２〕弗理契（ＢＭd，１８７０-１９２７）苏联文艺评论家、窝芳摇Ｖ*作
有《艺术社会学》、《二十世纪欧洲文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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