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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考:我也来谈谈复旦大学(潘楚基)

在没有谈到本文以前,我有两个声明:第一:我也是一个已经脱离了复旦的学生。我做

这篇东西,绝不参一点主观见解替复旦无谓吹牛。

第二:冯珧君的名字虽然遍找同学录都找不出;然而我决不因为作者没有署真名,因此

轻视了他的言论。

冯珧君在本刊四卷三十二期,做了一篇《谈谈复旦大学》的文章。内中他列举复旦腐败

的事实,总括起来,有:

(一)学校物质设备的不周到:如住室及阅书室的拥挤,饭馆的污秽,参考图书的不充

足。

(二)教授的没有本领:如胖得不好走路的某文学教授,乡音夹英语,北京话夹上海腔

的某教授,上课考试妈妈虎虎的某教授。

(三)学校对学生的括削:如图书费的两重征收,新宿舍的多缴宿费,膳费的必缴银

行,学分补考的包定及格。

(四)学生的不肯读书:如上课时每人手小说一本,杂志一本,小报一张,做成绩报告

时的请人代替,考试时的要求减少页数,和作弊偷看书。

(五)学生的强横:如对好教授的“十大罪状”,“誓驱此贼”。

(六)学生的浪漫:如“左边先帝爷下南阳”,“右边妹妹我爱你”,“楼板上跳

舞”,“大部人脸上满涂白玉霜”,“量制服停课三天”之类。

(七)学生的懦弱:如对小店的索帐,无抵抗如羔羊。

因为上面这几点,所以冯君(?)的结论就说“复旦大学已经一落千丈!”就说“量不

到它这样容易衰老颓败!”

我以为冯君所讲的有些是事实。但是“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而且在整个中国教

育并未上轨道的情形之下,若是我们对这几十年前有光荣产生的历史,与现在有法子可以救

药的复旦,全然抹杀它的优良点。仅仅列举一二事实为图文笔的生辣可喜,放大起来,以定

它全部的罪状,使得它受一个永远的猛烈的创伤,间接给萌芽的中国教育之一部以一个致命

打击。我想:这不是冯君的原意。因此,我愿意把我所晓得的复旦大学,全凭着客观的事实

来谈一谈:讲到物质设备,复旦因为负债十余万,最近几年学校竭全力在休养生息,偿清旧

债(现在每年可还三万),所以完美的设备,实在不能跟随着学生人数的发达而增加。可是

这一点并不是不注意。今年暑假中的加辟阅书室,和添建将近可容二百人的新宿舍,就是事

实。我希望今后同学不致于再住在乡村的小屋里,终日奔走风雨烈日尘沙中。讲到伙食,我

一方面希望学校和学生会能够尽力整顿校内的厨房,一方面希望同学不要再在学校能力所不

及的校外污秽饭馆里去吃价钱较昂贵的饭。讲到饭桶教授,在几十个教授当中,有几个确实

是如冯君所讲。我因为听了同学的批评,在去年放假时曾一再要求学校当局彻底破除情面,

一面驱逐这些无能力或不负责的教授;一面加聘确有学问的学者。可是学校当局的答复是:

教授订聘都是一年,在任期未终了而多数学生并未有明显表示时,不能解雇。至于加聘薪水

特大的著名学者,则在最近的学校经济情形之下,实在难于实行。下期新聘的教授怎么样我

不得知,可是在冯君那篇文章没有发表之前,冯君所举的那几个著名饭桶教授,业已决定辞

退,则是事实。

讲到学校的剥削学生,学生在总图书费之外,因各科另设图书室,而别征图书费那是事

实。但是我在文科记得只交图书费一元。我想牺牲一块钱能够看到若干书,这个牺牲是有价

值的。因此,我所注意的,不在图书费的本身,而在图书费的处置得当。我去年极力主张同

学组织图书委员会,就是这个意思。(本来学校有一个师生合作的图书委员会)讲到新宿舍

宿费的多征三元,据闻是因为设备比其他宿舍特别好,学校想弥补经济上损失的原故。讲到

膳费的必缴银行,这是因为学校与银行借款时合同上注明“全缴”“透支”的原故,假若在

三年内把银行债款还清,这个不平等条约当然可以取消。讲到学分补考的包定及格,则第

一,补考并非给教授;第二,补考不一定可以及格,我有一个同学就是重读的一人;第三,

学校每届假期,平均要开除几十个成绩不好的学生,足以证明学校并非唯利是视。至于同乡

会是自由加入的机关,募捐处则并没有这个名义。

讲到学生的不肯读书,上课时每人都看小说或小报,那全不是事实。复旦因交通关系,

小报销买极少,在课堂上则我在复旦时,从没有看见人挪起过,就是小说杂志也是极少,血

滴子,红玫瑰的名字,我还没有听见过。

冯君下一个“每人”都看小说杂志或小报的肯定语,不知何所据而云然,我要替复旦同

学叫屈!讲到成绩报告请人代做,这是在各校都可能的事,但是我相信肯代做的人很少,因

为大家忙于预备自己的考试,专门牺牲自己来做人家的工具,世界上不会有这样的阿木林。

讲到考试时要求减少页数和作弊看书,我想这在那少数的饭桶教授面前是容易办到,而在多

数的肯负责的教授面前是绝对不可行,这是我很久观察的事实,自问没有多大错误(我去年

曾建议排定讲堂座位,不久或可实行);而且我还有一种观察:觉得复旦虽滥收了许多非以

读书为目的的公子少爷,然而勤奋读书的同学,却一天一天的加多,拿过去一个阅书室尽够

应用,现在七八个阅书室的尚形拥挤,及过去成绩超过B者不过数十人,现在成绩超过B者

竟超过两百的事实一看,就可以作个证明。

讲到学生的强横,随便对教授,发十大罪状,誓驱此贼,据我的观察,实得其反。我以

为复旦同学只有在课后对教授作消极的零碎的闲谈式的批评,绝没有把自己的态度积极地具

体地有条理地向学校当局表示过。我记得去冬我根据舆论去要求当局撤退那几个饭桶教授

时,因为没有旁的同学响应我,当局竟怀疑我对他们有私人恶感,结果,对我的话不信任,

这里就足以证明同学负责任的对教授“发十大罪状,誓驱此贼”,是不会有的事了!

讲到学生的浪漫,那些“先帝爷下南阳”“妹妹我爱你”普遍着全上海的靡靡之音,在

每晚七时自修以前的复旦,确是到处可闻的。可是“楼板上跳舞”“大部人脸上满涂白玉

霜”则不是事实。讲到假期太多,则我也确实认为春季假期太多。但是冯君所说“量制服停

课三天”则不尽然,因为那是在五三后全上海各学校为着游行演讲等事而起的一致行动,而

不是复旦单独为量制服而起的行动。

讲到放假时学生受小店逼迫,懦如羔羊,这件事我也看不过眼。不过我以为如果禁止赊

账,则同学必感不便,如果禁止讨账,则小店又要骂我们强横,所以确实没有想到一个好的

法子。

讲到复旦为什么还能存在,冯君以为由于已往出了几个商人,及做了很多广告和闪金的

年鉴。我想这也不尽然,我也是一个看不惯大马路商人气的样子因而从商科转到文科的人。

但是我又想在今日中国,无论甚么东西,都是需要人读的,上海为全国商业中心,商科自然

有特殊的发展。但是说复旦之存在全靠几个商人,那却不是事实。至于讲到广告和年鉴,据

我所知复旦发的广告并不异于其他各学校,特别有吸引能力;年鉴则已经停办了两年,更不

足以眩耀人了。我以为复旦的不仅能存在,而且近年学生陡增,有下列几个原因:(一)它

是中国第一个反抗宗教教育的学校,它的产生,富有革命意味,因此,在时代潮流中这一点

光荣历史,受了青年的崇拜。

(二)它有六科,六科的课程,总计超过了两百,这样多的课程,据我所知,在上海没

有人与它一样。我是从S教会大学转学复旦的人,我尝说如果那个人要被动地受极少数课程

--如英文,圣经,--的严格训练(intensivereading),则不如到S

大学;如果他想要由自由意志选择很多种类的东西,作extensivereading

〔4〕,那还是来复旦好,我想不甘读呆板板几本书,也是学生进复旦的原因。

(三)它既不如官立学校有政治上的派别,也不如教会学校,有特殊的使命;它又不是

那一个私人办的,有造成学阀之可能。因此学生在复旦,思想言论行动,都有比较的自由。

我以为只要在小学与中学受过严格的训练,大学自由一点,也无妨害,这里许多同学的心

理,恐怕也如此。

(四)在已往发展的过程中,它不仅出了几个商人,而且各科都有举业的同学,在社会

上能得相当的信任。(五)在校学生的社会活动力(如参加政治活动的,与专门的运动家,

我并不是赞成那种出风头的特殊阶级,但我以为这也是普遍现象,不仅复旦如此)引起社会

的注意。

(六)在过去与现在的复旦,虽然因为没有政府的津贴,教会的年金,资本家的捐款,

感受着严重的经济压迫,以致进步很慢;但是这种压迫,一天一天的减轻,只要大家多努力

一点,复旦的发扬光大,就在最近的将来,所以有许多青年仍旧愿意进去共同努力。

以上所讲,把冯君对复旦的批评更正了若干,但是我并不是一个满意复旦的人,我对整

个复旦的批评,是:(一)在精神方面学校当局对教育没有甚么主义,他们的目的只在传授

学生以书本上的智识,而许多学生进去,也急急于猎取文凭,但是金钱与文凭的交换,实是

今日中国整个教育的一个根本问题,而不是复旦的单独现象,所以我以为要纠正复旦美国化

商业化的趋势,最要紧的还在确立全中国的教育方针。

(二)在物质方面,设备太不够用了。因想要还清债务,不得不多收学生(据我所知,

今秋招收学生,比去年严格得多了),学生增加,而住室图书等不能比例地增加,在别校住

惯了舒服房子和看惯了充量图书等的同学,当然极感痛苦。不过在负债过钜,元气大伤之

后,学校只能一步一步改良而不能突飞猛进,却也有其苦衷。

总之,我拿着复旦廿几年的历史看一看,我觉得复旦仍旧是在进化,不过这种进化,是

比较的缓慢,并未达到它应当进化的地位,假使学校当局与同学肯一心一德的大家负起责

任,拚命地努力地干,我相信复旦的发展一定不止于此。至于冯君说“复旦已经一落千

丈”,“量不到它这样容易衰老颓败”,我根本就看不出过去甚么是复旦的黄金时代,甚么

是复旦的青春时期,冯君在复旦的真正历史外,臆造出一个理想时代,未免有点带主观,质

之冯君以为何如?

最后我还是讲一句话:复旦仍旧是在曲线般进化的,假若学校当局和同学肯特别负责加

倍努力,它的进化,一定不止这样,望复旦当局和同学们注意。尤其望引用冯君那篇愤慨

话,作今后革新的龟鉴,须知这是逆耳的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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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九月十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三十七期。

〔2〕指冯珧的《谈谈复旦大学》,载《语丝》第四卷第三十二期(一九二八年八月六

日)。冯珧,即徐诗荃,湖南长沙人。当时是复旦大学学生。

〔3〕指潘楚基,湖南宁乡人。一九二八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文科,随即入大学院(当时

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改名为大学院)当研究生,住在复旦大学。

〔4〕extensivereading英语:泛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