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考：“行路难”（陈仙泉）

几次想给你写信，但总是为了许多困难，把它搁下。

今天因为在平坦的道路上碰了几回钉子，几乎头破血流，这个使我再不能容忍了。回到

寓所来，上着电灯，拾着笔，喘着气，无论如何，决计非写成寄出不可了。

你是知道的了：我们南国一个风光佳丽，商业繁盛的小岛，就是现在多蒙英洋大人代为

管理维持的香港，你从广州回上海经过此地时，我们几个可怜的同胞，也还会向洋大人奏准

了些恩赐给你。你过意不去，在《语丝》上致谢不尽。自然我也同样，要借《语丝》一点空

篇幅，来致谢我们在香港的一些可怜的同胞！

我从汕头来到香港仅有两个满月，在这短短的时期内，心头竟感着如失恋一般的酸痛。

因为有一天，偶然从街道上买回一份《新中国报》，阅到副刊时，文中竟横排着许多大字

道：“被检去。”我起初还莫明其妙，以后略为翻阅：才知道文中所论，是有点关碍于社会

经济问题，和女子贞操问题的。我也实在大胆，竟做了一篇《中国近代文艺与恋爱问题》寄

到《大光报》的副刊《大觉》去。没有两天，该报的记者答复我一信，说我那篇文被检查员

检去四页，无法揭载；并谓：“几经交涉，总不发还。”我气得话都说不出来，这真是蹂躏

我心血的魔头了。我因向朋友询问，得知这个检查工作都是我们同胞（即高等华人）担任。

并且有这样的事情：就是检查时，报社能给这检查员几块谢金，或每月说定酬金，那便对于

检查上很有斟酌的余地。这不能不算是高等华人我们的同胞的好处啊！

真的，也许我今年碰着和你一样的华盖运。倘不然，便不会这样了：和两个友人从弯仔

的地方跑来香港的马路上，即是皇后码头的近处，意外地给三四个我们的同胞纠缠住了。他

们向我们详细询问了几回，又用手从我们肩膀摸到大腿，又沿着裤带拉了一下，几乎使我的

裤脱了下来。我们不得已，只好向他们诚恳地说道：“请不要这样搜寻，我们都是读书人

咯！”

“吓！那正怕，共产党多是读书人呢。”于是他们把我手中拾着的几卷文稿，疑心地拿

过去看了一看，问我道：“这是宣言么？”

“有什么宣言，这是我友人的文稿。”我这样回答。然而他们终于不信，用手一撕，稿

纸便破了几页，字迹也跟着碎裂。我一时气得捏着拳，很想捶他们的鼻尖，可是转眼望着他

们屁股上的恶狠狠的洋炮，却只教我呆着做个无抵抗主义的麻木东西了。事情牵延到二三十

分钟，方始默准了我们开步走。

这样的事情，一连碰了几次，到这最末一次，他们竟然要拉我上大馆（即警厅一样）去

审问了。他们说我袋里带着一枝小刀子（这是我时常剖书剖纸用的），并且有一本日记簿，

中间写着几个友人的姓名及通信地址，怕我是秘密党会的领袖，结果只得跟着他们跑了。五

六里路程来到大馆，只有一个着西装的我们的高等同胞，站在我面前对问了一回，这才把我

放出去。我这时哭也不成，笑也不成，回到寓里，躺上床去，对着帐顶凝神，刺骨的，痛苦

一阵，便忍着心，给你写下这封信，并愿将这信展布，以告国人。

李白只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然而现在这样平平坦坦的香港的大马道，也是

如此地难行，亦可谓奇矣！我今后而不离香港，便决定不行那难行的大路了，你觉得好么？

陈仙泉。一月十二日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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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八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七期“通信”

栏，在“行路难”一文之后。〔２〕指董先振，浙江绍兴人，董秋芳之弟。一九二七年，董

秋芳因受国民党浙江省政府通缉而出走，董先振在杭州一家旅馆里被误认为董秋芳而遭逮

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