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信（张孟闻）

从前，我们几个人，曾经发刊过一种半月刊，叫做（大风》，因为各人事情太忙，又苦

于贫困，出了不多几期，随即停刊。现在，因为革命过了，许多朋友饭碗革掉了，然而却有

机会可以做文章，而且有时还能聚在一起，所以又提起兴致来，重行发刊《大风》。在宁

波，我和印刷局去商量，那位经理先生看见了这《大风》两个字就吓慌了。于是再商量过，

请夏丐尊先生为我们题签，改称《山雨》。我们自己都是肚里雪亮，晓得这年头儿不容易讲

话，一个不好便会被人诬陷，丢了头颅的。所以写文章的时候，是非凡小心在意，谨慎恐

惧，惟恐请到监狱里去。--实在的，我们之中已有好几个尝过那味儿了，我自己也便是其

一。我们不愿意冤枉尝试第二次，所以写文章和选稿子，是十二分道地的留意，经过好几个

人的自己“戒严”，觉得是万无疵累，于是由我送到印刷局去，约定前星期六去看大样。在

付印以前，已和上海的开明书店，现代书局，新学会社，以及杭州，汉口，……等处几个书

店接洽好代售的事情，所以在礼拜六以前，我们都安心地等待刊物出现。这虽然是小玩意

儿，但是自己经营东西，总满是希罕珍爱着的，因而望它产生出来的心情，也颇恳切。

上礼拜六的下午，我跑去校对，印书店的老板却将原稿奉还，我是赶着送终了，而《山

雨》也者，便从此寿终正寝。整册稿子，毫无违碍字样，然而竟至于此者，年头儿大有关

系。印书店老板奉还稿子时，除了诚恳地道歉求恕之外，并且还有声明，他说：“先生，我

们无有不要做生意的道理，实在是经不起风浪惊吓。这刊物，无论是怎样地文艺性的或什么

性的，我们都不管，总之不敢再印了。去年，您晓得的，也是您的朋友，拿了东西给我们

印，结果是身入囹圄，足足地坐了个把月，天天担心着绑去斫头。店里为我拿出了六七百元

钱不算外，还得封闭了几天。乡下住着的老年双亲，凄惶地跑上城来，哭着求别人讲情。在

军阀时候，乡绅们还有面子好买，那时候是开口就有土豪劣绅的嫌疑。先生，我也吓得够

了，我不要再惊动自己年迈的父母，再不愿印刷那些刊物了。

收受您的稿子，原是那时别人的糊涂，先生，我也不好说您文章里有甚么，只是求您原

谅赐恩，别再赐顾这等生意了。”

看还给我的稿纸，已经有了黑色的手指印，也晓得他们已经上过版，赔了几许排字工钱

了。听了这些话，难道还能忍心逼着他们硬印吗？于是《山雨》就此寿终了。

鲁迅先生，我们青年的能力，若低得只能说话时，已经微弱得可哀了；然而却有更可哀

的，不敢将别人负责的东西排印。同时，我们也做了非常可哀的弱羊，于是我们就做了无声

而待毙的羔羊。倘使有人要绑起我们去宰割时，也许并像鸡或猪一般的哀啼都不敢作一声

的。

啊，可惊怕的沉默！难道这便是各地方沉默的真相吗？总之，我们就是这样送了《山

雨》的终。并不一定是我们的怯懦，大半却是心中的颓废感情主宰了我们，教我们省一事也

好。不过还留有几许落寞怅惘的酸感，所以写了这封信给你。倘使《语丝》有空隙可借，请

将这信登载出来。我们顺便在这里揩油道谢，谢各个书局承允代售的好意。

《山雨》最“违碍”的文章，据印书店老板说是《偶像与奴才》那一篇。这是我做的，

在三年以前，身在南京，革命军尚在广东，而国府委员经子渊先生尚在宁波第四中学做校

长，--然而据说到而今尚是招忌的文字，然而已经革过命了！这信里一并奉上，倘可采

登，即请公布，俾国人知文章大不易写。倘使看去太不像文章，也请寄还，因为自己想保存

起来，留个《山雨》死后--夭折--的纪念！！

祝您努力！

张孟闻启。三月二十八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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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三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十七期，在《偶

像与奴才》和张孟闻来信之后。张孟闻，笔名西屏，浙江宁波人，当时是宁波浙江省立第四

中学和驿亭私立春晖中学教师。

〔２〕《语丝》文艺性周刊，最初由孙伏园等编辑，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创刊于北京。一

九二七年十月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查禁，随后移至上海续刊。一九三○年三月十日出至第五卷

第五十二期停刊。鲁迅是它的撰稿人和支持者之一，并于该刊在上海出版后一度担任编辑。

“不革命”，是创造社某些成员批评《语丝》及其撰稿人的用语，如麦克昂（郭沫若）在

《文化批判》第三号（一九二八年三月）发表的《留声机器的回音》中说：“语丝派的不革

命的文学家，……照他们在实践上的表示看来倒还没有甚么积极的反革命的行动。”〔３〕

Ｆ．Ｈ．Ａｌｌｐｏｒｔ奥耳波特，美国社会心理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