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回是“多数”的把戏

《现代评论》五五期《闲话》的末一段是根据了女大学生的宣言〔２〕，说女师大学生

只有二十个，别的都已进了女大，就深悔从前受了“某种报纸的催眠”。幸而见了宣言，这

才省悟过来了，于是发问道：“要是二百人（按据云这是未解散前的数目）中有一百九十九

人入了女大便怎样？要是二百人都入了女大便怎样？难道女师大校务维持会招了几个新生也

去恢复么？我们不免要奇怪那维持会维持的究竟是谁呢？他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３〕这当然要为夏间并不维持女师大而现在则出而维持“公理”的陈源教授所不解的。我

虽然是女师大维持会的一个委员，但也知道别一种可解的办法--二十人都往多的一边跑，

维持会早该趋奉章士钊！我也是“四五十岁的人爱说四五岁的孩子话”〔４〕，而且爱学奴

才话的，所以所说的也许是笑话。但是既经说开，索性再说几句罢：要是二百人中有二百另

一人入了女大便怎样？要是维持会员也都入了女大便怎样？要是一百九十九人入了女大，而

剩下的一个人偏不要维持便怎样？……我想这些妙问，大概是无人能答的。这实在问得太离

奇，虽是四五岁的孩子也不至于此，--我们不要小觑了孩子。人也许能受“某种报纸的催

眠”，但也因人而异，“某君”只限于“某种”；即如我，就决不受《现代评论》或“女大

学生某次宣言”的催眠。假如，倘使我看了《闲话》之后，便抚心自问：“要是二百人中有

一百九十九人入了女大便怎样？……维持会维持的究竟是谁呢？……”那可真要连自己也奇

怪起来，立刻对章士钊的木主〔５〕肃然起敬了。但幸而连陈源教授所据为典要的《女大学

生二次宣言》也还说有二十人，所以我也正不必有什么“杞天之虑”。

记得“公理”时代（可惜这黄金时代竟消失得那么快），不是有人说解散女师大的是章

士钊，女大乃另外设立，所以石驸马大街的校址是不该归还的么？自然，或者也可以这样

说。但我却没有被其催眠，反觉得这道理比满洲人所说的“亡明者闯贼也，我大清天下，乃

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６〕的话还可笑。从表面上看起来，满人的话，倒还算顺理成

章，不过也只能骗顺民，不能骗遗民和逆民，因为他们知道此中的底细。我不聪明，本也很

可以相信的，然而竟不被骗者，因为幸而目睹了十四年前的革命，自己又是中国人。

然而“要是”女师大学生竟一百九十九人都入了女大，又怎样呢？其实，“要是”章士

钊再做半年总长，或者他的走狗们作起祟来，宗帽胡同的学生纵不至于“都入了女大”，但

可以被迫胁到只剩一个或不剩一个，也正是意中事。陈源教授毕竟是“通品”〔７〕，虽是

理想也未始没有实现的可能。那么，怎么办呢？我想，维持。那么，“目的究竟是什么

呢？”我想，就用一句《闲话》来答复：“代被群众专制所压迫者说几句公平话”。

可惜正如“公理”的忽隐忽现一样，“少数”的时价也四季不同的。杨荫榆时候多数不

该“压迫”少数，现在是少数应该服从多数了。〔８〕你说多数是不错的么，可是俄国的多

数主义现在也还叫作过激党，为大英，大日本和咱们中华民国的绅士们所“深恶而痛绝

之”。这真要令我莫名其妙。或者“暴民”是虽然多数，也得算作例外的罢。

“要是”帝国主义者抢去了中国的大部分，只剩了一二省，我们便怎样？别的都归了强

国了，少数的土地，还要维持么？！明亡以后，一点土地也没有了，却还有窜身海外，志在

恢复的人〔９〕。凡这些，从现在的“通品”看来，大约都是谬种，应该派“在德国手格盗

匪数人”〔１０〕，立功海外的英雄刘百昭去剿灭他们的罢。

“要是”真如陈源教授所言，女师大学生只有二十了呢？但是究竟还有二十人。这足可

使在章士钊门下暗作走狗而脸皮还不十分厚的教授文人学者们愧死！

十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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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国民新报副刊》。

〔２〕女大学生的宣言即下文的《女大学生二次宣言》，载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四

日《晨报》。其中说：“女师大学生，原来不满二百人，而转入女大者，有一百八十人……

女师大之在宗帽胡同者，其数不过二十人。”

〔３〕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五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闲

话》里说：“我们还是受了某种报纸（按指《京报》）的催眠，以为女大的学生大半是招来

的新生，女师大的学生转入女大的很少。今天看到女大学生第二次宣言，她们说女师大的旧

学生不满二百人，却有一百八十人转入女大，让几位外界名流维持的‘不过二十人’……如

此说来，女大和女师大之争，还是这一百八十人和二十人之争。”接着就是引在这里的“发

问”的话。〔４〕这句话见《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四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九日）陈

西滢所作《闲话》：“四五十岁的人爱说四五岁的孩子话，那自然是各人的自由。”

〔５〕木主也叫神主，写有死者姓名当作供奉神位的木牌。因为那时章士钊已卸去教育

总长职，所以这里用这个词。〔６〕这是清初摄政王多尔袞致明臣史可法信中的话，原作：

“国家（按指清朝）之抚定燕都，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７〕“通品”这是

章士钊称赞陈西滢的话。参看本卷第５页注〔４〕。

〔８〕陈西滢在《闲话》里谈到多数与少数的问题时，常表示反对多数的意见。如《现

代评论》第二卷第二十九期（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关于五卅惨案的《闲话》说：“我

向来就不信多数人的意思总是对的。我可以说多数人的意思是常常错的。”在同卷第四十期

（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二日）的《闲话》里，他又把“多数”说成是“群众专制”。但当女子

大学学生不愿退出女师大原址而发生纷争时，他却又说少数应该服从多数了。

〔９〕指明亡以后坚持抗清的郑成功（１６２４-１６６２）、张煌言（１６２０-１

６６４）、朱之瑜（１６００-１６８２）等人。〔１０〕“在德国手格盗匪数人”一九二

五年八月十九日，刘百昭至女师大校址筹设女子大学，与女师大学生发生冲突，他在当日给

章士钊的呈文中诬蔑学生说：“有三四暴生。迁怒百昭为解散女师大之主使者。即实行哄拉

百昭出校。当谓男女授受不亲。诸生不得如此无礼。而诸生不顾。仍哄拉如故。……同时有

男子二十余人前来。……当持各校沪案后援会名片。请百昭往会客厅谈话。……有数男子拍

案叫骂。势将动武。百昭正色。告以……本人稍娴武术。在德时曾徒手格退盗贼多人。诸君

若以武力相加。则本人势必自卫。该男女等恃其人众。仍欲合围丛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