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与中国人

　　余铭

　　最近出版了一本很好的翻译：高本汉著的《中国语和中国文》。高本汉〔２〕先生

是个瑞典人，他的真姓是珂罗倔伦（Ｋａｒｌｇｒｅｎ）。他为什么“贵姓”高呢？那

无疑的是因为中国化了。他的确对于中国语文学有很大的供献。

　　但是，他对于中国人似乎更有研究，因此，他很崇拜文言，崇拜中国字，以为对中

国人是不可少的。

　　他说：“近来--按高氏这书是一九二三年在伦敦出版的--某几种报纸，曾经试

用白话，可是并没有多大的成功；因此也许还要触怒多数定报人，以为这样，就是讽示

著他们不能看懂文言报呢！”

　　“西洋各国里有许多伶人，在他们表演中，他们几乎随时可以插入许多‘打诨’，

也有许多作者，滥引文书；但是大家都认这种是劣等的风味。这在中国恰好相反，正认

为高妙的文雅而表示绝艺的地方。”

　　中国文的“含混的地方，中国人不但不因之感受了困难，反而愿意养成它。”

　　但高先生自己却因此受够了侮辱：“本书的著者和亲爱的中国人谈话，所说给他的，

很能完全了解；但是，他们彼此谈话的时候，他几乎一句也不懂。”这自然是那些“亲

爱的中国人”在“讽示”他不懂上流社会的话，因为“外国人到了中国来，只要注意一

点，他就可以觉得：他自己虽然熟悉了普通人的语言，而对于上流社会的谈话，还是莫

名其妙的。”

　　于是他就说：“中国文字好像一个美丽可爱的贵妇，西洋文字好像一个有用而不美

的贱婢。”

　　美丽可爱而无用的贵妇的“绝艺”，就在于“插诨”的含混。这使得西洋第一等的

学者，至多也不过抵得上中国的普通人，休想爬进上流社会里来。这样，我们“精神上

胜利了”。为要保持这种胜利，必须有高妙文雅的字汇，而且要丰富！五四白话运动的

“没有多大成功”，原因大抵就在上流社会怕人讽示他们不懂文言。

　　虽然，“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我们还是含混些好了。否则，反而要感受

困难的。

　　十月二十五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八日《申报·自由谈》。按本篇为瞿

秋白所作，参看本卷第４７页注〔１〕。〔２〕　高本汉（Ｂｅｒｎｈａｒｄ　Ｋａｒ

ｌｇｒｅｎ，１８８９-１９７８）　瑞典汉语学家。一九○九年至一九一二年间旅居

中国，研究汉语音韵学。他的《中国语和中国文》一书，一九二三年在英国出版；后经

张士禄译出，一九三一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