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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一次
去年编定《热风》时，还有绅士们所谓“存心忠厚”之意，很删削了好几篇。但有一
篇，却原想编进去的，因为失掉了稿子，便只好从缺。现在居然寻出来了；待《热风》再版
时，添上这篇，登一个广告，使迷信我的文字的读者们再买一本，于我倒不无裨益。但是，
算了罢，这实在不很有趣。
不如再登一次，将来收入杂感第三集，也就算作补遗罢。这是关于章士钊先生的--
“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
章行严先生在上海批评他之所谓“新文化”说，“二桃杀三士”怎样好，“两个桃子杀
了三个读书人”便怎样坏，而归结到新文化之“是亦不可以已乎？”〔２〕是亦大可以已者
也！“二桃杀三士”并非僻典，旧文化书中常见的。但既然是“谁能为此谋？相国齐晏
子。”我们便看看《晏子春秋》〔３〕罢。
《晏子春秋》现有上海石印本，容易入手的了，这古典就在该石印本的卷二之内。大意
是“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闻，晏子过而趋，三子者不起，”于是晏老先
生以为无礼，和景公说，要除去他们了。那方法是请景公使人送他们两个桃子，说道，“你
三位就照着功劳吃桃罢。”呵，这可就闹起来了：
“公孙接仰天而叹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计吾功者，不受桃，是无勇也。士众
而桃寡，何不计功而食桃矣？接一搏俨ⅲ艚又Γ梢允程叶抻肴送印！
而起。
“田开疆曰，‘吾仗兵而却三军者再。若开疆之功，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援桃而
起。
“古冶子曰，‘吾尝从君济于河，鼋衔左骖以入砥柱之流。当是时也，冶少不能游，潜
行逆流百步，顺流九里，得鼋杀之，左操骖尾，右挈鼋头，鹤跃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
若冶视之，则大鼋之首。若冶之功，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剑而
起。”
钞书太讨厌。总而言之，后来那二士自愧功不如古冶子，自杀了；古冶子不愿独生，也
自杀了：于是乎就成了“二桃杀三士”。
我们虽然不知道这三士于旧文化有无心得，但既然书上说是“以勇力闻”，便不能说他
们是“读书人”。倘使《梁父吟》〔４〕说是“二桃杀三勇士”，自然更可了然，可惜那是
五言诗，不能增字，所以不得不作“二桃杀三士”，于是也就害了章行严先生解作“两个桃
子杀了三个读书人”。
旧文化也实在太难解，古典也诚然太难记，而那两个旧桃子也未免太作怪：不但那时使
三个读书人因此送命，到现在还使一个读书人因此出丑，“是亦不可以已乎”！去年，因为
“每下愈况”〔５〕问题，我曾经很受了些自以为公平的青年的教训，说是因为他革去了我
的“签事”，我便那么奚落他。现在我在此只得特别声明：这还是一九二三年九月所作，登
在《晨报副刊》上的。那时的《晨报副刊》，编辑尚不是陪过泰戈尔先生的“诗哲”，也还
未负有逼死别人，掐死自己的使命，所以间或也登一点我似的俗人的文章；〔６〕而我那时
和这位后来称为“孤桐先生”的，也毫无“睚眦之怨”〔７〕。
那“动机”〔８〕，大概不过是想给白话的流行帮点忙。
在这样“祸从口出”之秋，给自己也辩护得周到一点罢。或者将曰，且夫这次来补遗，
却有“打落水狗”之嫌，“动机”就很“不纯洁”了。然而我以为也并不。自然，和不多时
以前，士钊秘长运筹帷幄，假公济私，谋杀学生，通缉异己之际，“正人君子”时而相帮讥
笑着被缉诸人的逃亡，时而“孤桐先生”“孤桐先生”叫得热剌剌地的时候一比较，目下诚
不免有落寞之感。但据我看来，他其实并未落水，不过“安住”在租界里而已〔９〕：北京
依旧是他所豢养过的东西在张牙舞爪，他所勾结着的报馆在颠倒是非，他所栽培成的女校在
兴风作浪：依然是他的世界。
在“桃子”上给一下小打击，岂遂可与“打落水狗”同日而语哉？！
但不知怎的，这位“孤桐先生”竟在《甲寅》上辩起来了，以为这不过是小事。这是真
的，不过是小事。〔１０〕弄错一点，又何伤乎？即使不知道晏子，不知道齐国，于中国也
无损。农民谁懂得《梁父吟》呢，农业也仍然可以救国的〔１１〕。但我以为攻击白话的豪
举，可也大可以不必了；将白话来代文言，即使有点不妥，反正也不过是小事情。
我虽然未曾在“孤桐先生”门下钻，没有看见满桌满床满地的什么德文书的荣幸，但偶
然见到他所发表的“文言”，知道他于法律的不可恃，道德习惯的并非一成不变，文字语言
的必有变迁，其实倒是懂得的。懂得而照直说出来的，便成为改革者；懂得而不说，反要利
用以欺瞒别人的，便成为“孤桐先生”及其“之流”。他的保护文言，内骨子也不过是这
样。
如果我的检验是确的，那么，“孤桐先生”大概也就染了《闲话》所谓“有些志士”的
通病，为“老婆子女”所累了，此后似乎应该另买几本德文书，来讲究“节育”。五月二十
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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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六月十日《莽原》半月刊第十一期。
〔２〕章士钊（行严）关于“二桃杀三士”的一段话，见他在一九二三年八月发表于上
海《新闻报》的《评新文化运动》一文：“夫语以耳辨。徒资口谈。文以目辨。更贵成诵。
则其取音之繁简连截。有其自然。不可强混。如园有桃。笔之于书。词义俱完。今曰此于语
未合也。必曰园里有桃子树。二桃杀三士。谱之于诗。节奏甚美。今曰此于白话无当也。必
曰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是亦不可以已乎。”〔３〕《晏子春秋》撰人不详。内容是记
载春秋时齐国大夫晏婴（平仲）的言行。这里所引的一段，见该书卷二《谏》下。〔４〕
《梁父吟》亦作《梁甫吟》，乐府楚调曲名。此篇系乐府古辞（旧题诸葛亮作，不确），鲁
迅上文所引“谁能为此谋？相国齐晏子。”为诗中的最末两句。“相国”一作“国相”。
〔５〕“每下愈况”语见《庄子·知北游》。参看本卷第１１４页注〔５〕。
〔６〕《“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一文，发表于一九二三年九月十四日的《晨报
副刊》（署名雪之），其时编辑为孙伏园；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起才由徐志摩（即文中说的
“诗哲”）编辑。关于“逼死别人，掐死自己”的话，参看本卷第２３６页注〔１６〕。
〔７〕“睚眦之怨”意即小小的仇恨。语见《史记·范睢传》：“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
必报。”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七十期（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发表《杨德群女士
事件》一文，以答复女师大学生雷榆等五人为三一八惨案烈士杨德群辩诬的信，其中暗指鲁
迅说：“因为那‘杨女士不大愿意去’一句话，有些人在许多文章里就说我的罪状比执政府
卫队还大！比军阀还凶！……不错，我曾经有一次在生气的时候揭穿过有些人的真面目，可
是，难道四五十个死者的冤可以不雪，睚眦之仇却不可不报吗？”
〔８〕“动机”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八期（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七日）
《闲话》中说：“一件艺术品的产生，除了纯粹的创作冲动，是不是常常还夹杂着别种动
机？是不是应当夹杂着别种不纯洁的动机？……年轻的人，他们观看文艺美术是用十二分虔
敬的眼光的，一定不愿意承认创造者的动机是不纯粹的吧。可是，看一看古今中外的各种文
艺美术品，我们不能不说它们的产生的动机都是混杂的。”
〔９〕一九二六年春夏之交，冯玉祥国民军在直奉军阀的联合进攻下，准备放弃北京。
段祺瑞趁机阴谋与奉系军阀里应外合，赶走冯军。四月十日凌晨，驻守北京的国民军包围段
宅和执政府，段闻讯后即逃往东交民巷。随着段祺瑞的倒台，章士钊也逃到天津租界。〔１
０〕章士钊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九号（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二日）上重新刊载他所作的
《评新文化运动》一文，前面加了一段按语，其中说：“北京报纸。屡以文中士与读书人对
举。为不合情实。意谓二桃之士。乃言勇士。非读书人。此等小节。宁关谋篇本旨。且不学
曰学。其理彼乃蒙然。又可哂也。”
〔１１〕农业也仍然可以救国的这是针对章士钊所谓农业救国论而说的。章曾一再鼓吹
什么“农村立国”，如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二十六号（一九二六年一月九日）发表的
《农国辨》一文中说：“凡所剿袭于工国浮滥不切之诸法。不论有形无形。姑且放弃。返求
诸农。先安国本。而后于以拙胜巧之中。徐图捍御外侮之道。庶乎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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