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地”

从一般人，尤其是久受异族及其奴仆鹰犬的蹂躏的中国人看来，杀人者常是胜利者，被

杀者常是劣败者。而眼前的事实也确是这样。

三月十八日段政府惨杀徒手请愿的市民和学生的事，本已言语道断〔２〕，只使我们觉

得所住的并非人间。但北京的所谓言论界，总算还有评论，虽然纸笔喉舌，不能使洒满府前

的青年的热血逆流入体，仍复苏生转来。无非空口的呼号，和被杀的事实一同逐渐冷落。

但各种评论中，我觉得有一些比刀枪更可以惊心动魄者在。这就是几个论客，以为学生

们本不应当自蹈死地〔３〕，前去送死的。倘以为徒手请愿是送死，本国的政府门前是死

地，那就中国人真将死无葬身之所，除非是心悦诚服地充当奴子，“没齿而无怨言”

〔４〕。不过我还不知道中国人的大多数人的意见究竟如何。假使也这样，则岂但执政府

前，便是全中国，也无一处不是死地了。

人们的苦痛是不容易相通的。因为不易相通，杀人者便以杀人为唯一要道，甚至于还当

作快乐。然而也因为不容易相通，所以杀人者所显示的“死之恐怖”，仍然不能够儆戒后

来，使人民永远变作牛马。历史上所记的关于改革的事，总是先仆后继者，大部分自然是由

于公义，但人们的未经“死之恐怖”，即不容易为“死之恐怖”所慑，我以为也是一个很大

的原因。

但我却恳切地希望：“请愿”的事，从此可以停止了。倘用了这许多血，竟换得一个这

样的觉悟和决心，而且永远纪念着，则似乎还不算是很大的折本。

世界的进步，当然大抵是从流血得来。但这和血的数量，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世上也尽

有流血很多，而民族反而渐就灭亡的先例。即如这一回，以这许多生命的损失，仅博得“自

蹈死地”的批判，便已将一部分人心的机微示给我们，知道在中国的死地是极其广博。

现在恰有一本罗曼罗兰的《ＬｅＪｅｕｄｅＬ’ＡｍｏｕｒｅｔｄｅＬａＭｏｒｔ》

〔５〕在我面前，其中说：加尔是主张人类为进步计，即不妨有少许污点，万不得已，也不

妨有一点罪恶的；但他们却不愿意杀库尔跋齐，因为共和国不喜欢在臂膊上抱着他的死尸，

因为这过于沉重。

会觉得死尸的沉重，不愿抱持的民族里，先烈的“死”是后人的“生”的唯一的灵药，

但倘在不再觉得沉重的民族里，却不过是压得一同沦灭的东西。

中国的有志于改革的青年，是知道死尸的沉重的，所以总是“请愿”。殊不知别有不觉

得死尸的沉重的人们在，而且一并屠杀了“知道死尸的沉重”的心。

死地确乎已在前面。为中国计，觉悟的青年应该不肯轻死了罢。

三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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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三月三十日《国民新报副刊》。〔２〕言语道断佛家

语。《璎珞经》：“言语道断，心行处灭。”“言语道断”，原意是不可言说，这里表示悲

愤到无话可说。〔３〕死地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研究系的机关报《晨报》在三月二十日的

“时论”栏发表了林学衡的《为青年流血问题敬告全国国民》一文，诬蔑爱国青年“激于意

气，挺（铤）而走险，乃陷入奸人居间利用之彀中”，指责徐谦等“驱千百珍贵青年为孤注

一掷……必欲置千百珍贵青年于死地”，同时该文还恶毒攻击“共产派诸君故杀青年，希图

利己”。三月二十二日，《晨报》又发表陈渊泉写的题为《群众领袖安在》的社论，胡说

“纯洁爱国之百数十青年即间接死于若辈（按即他所谓“群众领袖”）之手”。

〔４〕“没齿而无怨言”语见《论语·宪问》。没齿，终身之意。〔５〕《ＬｅＪｅｕ

ｄｅＬ’ＡｍｏｕｒｅｔｄｅＬａＭｏｒｔ》《爱与死的搏斗》，罗曼罗兰以法国大革命为

题材的剧本之一，作于一九二四年。其中有这样的情节：国约议会议员库尔跋齐因反对罗伯

斯庇尔捕杀丹东，在议会投票判决丹东死刑时，他放弃投票，并中途退出会场；同时他的妻

子又在家中接待一个被通缉的吉隆德派分子（她的情人），被人告发。他的朋友政治委员会

委员加尔来到他家，告以委员会要他公开宣布对被通缉者的态度；在他拒绝以后，加尔便给

予两张事先准备好的假名假姓的护照，劝他带着妻子一同逃走，并告诉他已得到罗伯斯庇尔

的默许。鲁迅这里所举的就是加尔在这时候对库尔跋齐所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