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
何清涟
作 者: 转何清涟 (送交者: 转何清涟) 2000年7月03日02:44:03
于 万维读者论坛
A.利益集团的多元化趋势
B.中间阶层的不发达状态
C.工人经济地位的边缘化
D.处于困境中的农民阶层
E.庞大的社会边缘化群体
F.中介组织的初步发育
G.两极分化的高风险社会
H.倾斜的社会基础
I.其它力量对新闻媒体的渗透
J.加入WTO对中国的影响
在经济社会学中，基本问题主要是社会结构问题。关于社会结构的解释有多
种多样，本文主要用美国当代结构主义理论大师彼特.布劳的结构变迁理论。这一
理论认为：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是指由个人所组成的不同群体或阶层在社会中所
占据的位置，以及他们之间表现出来的交往关系。“更精确地说，社会结构可以
被定义为由不同社会位置（人们就分布在它们上面）所组成的多维空间。”按照
这种定义，社会结构可以通过一定的结构参数进行定量描述。结构参数就是人们
的属性，分为两类，一是类别参数，如性别、宗教、种族、职业等，它从水平方
向对社会位置进行区分。二是等级参数，如收入、财富、教育、权力等，它从垂
直方向对社会位置进行区分。这两类参数之间可以相互交叉，也可以相互合并，
从而使社会结构的类型显得更加复杂多样。（1）这种定义最大的突破在于它使纯
粹的社会结构从制度、文化等背景中分离出来，便于研究者单独进行考察。
要进行社会结构分析，先得分析决定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基本因素。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是一个身份制社会，按血统（出身）选择精英是中国社
会的准则。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最根
本的原因是精英选择除了“血统原则”之外，“财产原则”与“成就原则”也开
始起作用。这种精英选择机制导致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具体表现在如下
几方面：
一是除政治利益集团之外，还形成了其它利益集团，个别利益集团还有成熟
的组织形式与利益诉求管道；二是宪法上规定处于领导阶级地位的工人阶级及位
于“次领导阶级”的农民阶级事实上已处于边缘状态；三是社会中间组织的发展
处于“暴发式增长”过程当中。这一切导致国家、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
深刻的变化，尤其是“入世”以后，中国的利益集团将更加多元化，各利益集团
之间的关系将会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
A.利益集团的多元化趋势
一、资源分配不平等——利益集团形成的基本成因
中国改革以前，是个大一统的一元化社会，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三个权力
中心高度重叠，整个社会存在一个至高无上的利益——党的利益，价值判断也呈
一元化状态，这种状况的形成主要由资源的占有状态决定。当时整个社会的资源
——包括土地、全部有形财富、收入等物质性资源，权力、声望等关系性资源，
教育、信息等文化性资源全部由政府垄断，民间没有任何独立的资源可资利用。
整个社会没有中介组织，形成了“国家—民众”这种二层结构。那时的中国人除
了简陋的家具、衣物、炊具、被子等少量生活资料之外，没有任何生活资料：经
济来源也都与政府的分配系统有关，农民生活在人民公社体制下，主要靠工分生
活；城市居民则仰赖于政府人事与劳动两大部门确立的级别工资生活。在这种大
一统的一元化状态下，没有办法形成任何有独立利益诉求的社会团体。
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实质是通过利益调整逐渐改变社会资源的占有状态。但
改变资源的占有状态的方式正如笔者一再强调的那样，走的是以权力市场化为起
点的权贵私有化道路，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国家资源分配及占有的不平等，这种起
点不平等是中国改革以来社会阶层形成的基本条件。
从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形成的源头看，正如中国大陆社会学家孙立平先生所
说的那样：“中国政治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三者之间可转换性有重要影响，
……在对中国社会资本转换类型研究中，我们发现一种和撒列尼的转换类型相当
不同的资本转换类型。对于这种资本转换类型，我们可以称之为‘圈内转换’。
如前所述，十几年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掌握文化资本、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的
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典型的就是‘不落空’现象：在国家政权层面上总体性血
缘资本代际交换，强化了不同资本的可转换性，换言之，在社会的每一次资本转
换和资源占有的风潮中，都没有落下他们。‘不落空’的几次高潮（70年代末的
高考、80年代的出国、80年代中期的官倒、80年代末的第三梯队、90年代初的下
海、90年代中期的买文凭）成为他们总性资本积累的重要环节。由于总体性资本
过多地垄断了社会资源，因而它侵犯了众多社会阶层的利益。我国的中产阶级之
所以难以形成，部分原因在于，原本应被社会中产阶级占有的资源，现在被总体
性资本垄断去了。”（2）掌握“总体性资本”的精英人数虽不是很多，但在政治、
经济、文化方面对社会的支配能力极强。从他们致富的实际过程来看，他们中的
大多数不是依靠技术创新和产业化的过程而诞生，而是通过权力市场化，利用手
中的资源配置大权，借助垄断条件的再生产来聚敛财富。
权力资本化成为改革中私人财富积累起点这一过程，笔者在《现代化的陷阱》
一书里有极为详尽的分析。但时隔成书已有几年，中国腐败的形式已发生较大变
化，必须在这里指出：中国的腐败在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初期主要表现为个人腐
败，贵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阎健宏、深圳中信实业银行行长高森祥、计划
局计划处处长王建业等人的贪污腐败即这类个人腐败的典型。到1995年前后，腐
败已由个人行为向组织行为发展，所谓组织化腐败的特征可以概括如下：一、社
会组织的负责人（即一把手）带头腐败；二、组织机构拥有的公共权力成为该组
织成员进行“权钱交换”的“主要资本”；三、较低一级的社会组织运用组织拥
有的公共资源对上级进行贿赂，从而争取更大的财政支持、更优惠的政策倾斜，
以及更多的机会。无锡邓斌案与已经体现了这一组织性特点。湛江走私案中，市
委书记、市长及其它相关部门主要官员全军覆灭，以及军队走私中暴露的问题则
是最好的说明。到1998年前后，中国的腐败已由组织化向制度化腐败过渡，具体
表现为：一、腐败已渗透到政治系统的大部分组织机构中；第二，腐败已成为一
种制度安排，社会政治资源、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已成为社会再分配的主要对象，
以保证组织系统内部减少磨擦。海南东方市委书记戚火贵卖官鬻爵，以及河南省
原安阳市市长、市委副书记杨善修，原周口地区行署专员、地委副书记曾锦城，
原鹤壁市市长、市委副书记朱振江均在任上大规模卖官鬻爵，就是制度化腐败的
最典型例证。（3）第三，反腐败已不是真正的反腐败，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了要挟
他人获得利益或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浙江温州地区瑞安市一位乡村流氓利用抓
当地官员贪污腐败的把柄，最后控制整个瑞安市的政治、部分经济活动、官员的
人事安排则说明反腐败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了权力斗争的工具。（4）
与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由于制度不同，腐败的形式极富“中国特色”，但
结果却与南美国家及南亚国家极其相似。这批人手中握有的权力与财富确实都处
于中国社会的顶端，但由于财富来源的不明晰，社会对他们大都缺少道德上的敬
意。
1997年，曾有部分理论家想为中国现存的社会秩序找到合理化的理论说明，
那一年以及次年上半年曾在报纸上稍露端倪的中国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他们青睐的
理论。问题在于，这些理论家们只看到了新民主主义时期那种多种所有制结构并
存的状态，却没有看到表面相似的社会结构的不同社会成因：五十年代中国财富
占有不平等的状态，是经过人类社会劣胜优汰这一长久的“自然选择”所形成的
；而现在财富占有不平等则是通过权力巧取豪夺形成的，至今还无法通过中国社
会的伦理追问。据我个人看法，新民主主义理论后来没有重新成为一种理论选择，
除了政治因素之外，社会结构形成基点的不同也许是原因之一。
二、社会精英集团的两大支柱——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
如果按大类划分，中国现在分成了精英层、中下层、边缘化集团。而构成这
些集团分野的条件各不相同。
中国的社会精英层由三类精英组成，一是政治精英，二是经济精英，三是知
识精英。三者占有的资源各不相同。本节只分析前两类精英的状况，知识精英的
状况下面另列一节分析。
政治精英集团--特指执政集团。政治精英的形成具有延续性特点，不少是原
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中的政治阶梯中占有一定位置的人。还有一批是改革后技术官
僚化过程中进入政治精英集团的人士。具体来说，国家高中级官员、地方上的高
中级官员、国有大型事业单位负责人可算是政治精英队伍中人。只要注意转型期
精英更替模式就可以发现：中国的党政干部在社会向市场转型的过程中，只有极
少数人因退休或在政治斗争中失利，随着权力的丧失而导致社会地位下降，其余
大多数干部都通过原来拥有的权力和其他的社会资源可以更方便地获取市场中的
机会。
经济精英集团--由国家银行及其它国有大型企业负责人、国有大公司经理、
大中型企业主、大中型私有企业主等组成。这个集团中前四类人与政治精英有血
缘关系，由原来的政治精英转化而来。由于中国是以权力市场化为起点，在向市
场转型的过程中，一些拥有权力的干部，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将自己重构为一
个有产阶级。也就是说，他们原来的政治职务已经成为私人积累财富的重要手段。
就精英的主体而言，在改革前后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只不过是由一种类型的
精英转变为另一种类型的精英，即由计划体制下的再分配经济中的政治精英转变
为市场经济中的经济精英。许多实例表明，自80年代中期起，中国的部分干部精
英就学会了“热爱市潮，开始明白怎样利用权力为自己牟取私利。后一类经济精
英有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一些家庭有官方背景，他们通过“一家两制”（父母
做官，自己经商）的形式，更方便地获取财富，因为这种亲属关系在中国更便于
进行寻租活动。
另一种情况则是从民间通过各种途径生长出来的经济精英。在中国的大环境
下，他们不得不依赖体制内权力资源与体制外物质资源交换这种方式。这两种情
况的发展都与寻租活动有直接关系。可以说，这两类经济精英与权力层有着千丝
万缕的关系，但他们与权力层的关系不是通过制度通道，而是通过个人关系，他
们与官员之间建立的这种个人关系所要谋求的利益往往是以制度的破坏为代价。
第三种经济精英主要利用市场机会获得成功，这在高技术行业中比较突出。
中国改革前国家对稀缺资源的垄断，不仅包括物质资源，而且也包括社会活动空
间，即人们从事社会性活动的具体场所和领域。20年改革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自
由流动资源与自由活动空间的出现。正是在这种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的
基础上，有一批民间人士凭借自己对市场的感觉与机会的把握得以发展。这一阶
层的形成，大致可以概括如下：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个体经济开始在我国城
乡出现。中国私营经济重新出现的过程所具有的特点，注定了它与政治具有密不
可分的血缘关系。我国的改革，基本上是四个过程同步发生：主线是党与政府对
经济体制定位的不断变化，最初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然后发
展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直到目前定位为“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引起经济体制定位不断变化的最根本原因是进入80年
代中后期以后，国营企业日益衰败，随着国营企业亏损面的扩大，国营企业再也
不能成为政府的主要税基，反而成为国家财政的严重负担。在此情况下，才有了
私营企业的发展以及法律地位的逐渐变化；伴随着这一过程，私营企业主阶层素
质也在逐渐提高，由原来被社会就业体制排斥在外的、文化素质不高的社会底层
人士为主体，慢慢形成了一个平均文化素质高于全国总人口水平的阶层，到1998
年，这一群体中受过大专以上教育者所占比重已提高到20%左右。
这两类精英有700万人左右，约占全国就业总人口的1%。（5）
经济精英这个阶层的结构性关系，凸显出了目前中国社会最根本的转型：私
有财产-货币-资本-劳动契约-利润。这一重要资源不再控制在政府手中，就使社
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过，与世界历史不同的是，按一般规律，资本积累发
生于市民社会之中，并受到劳动市场和商品市场上价格、利润、投资机制的推动。
而中国现在虽有资本积累过程发生，但确实又没有一般市民社会的特征，主要原
因在于一点：中国对社会团组织的严格控制使得社会中间组织（包括中介组织）
都没办法正常地发育成长，因此也就没有代表这些中间阶层的利益诉求团体——
唯一的例外是代表私营企业利益的全国工商联——在社会活动中发生作用。
这个阶层的利益诉求越来越强烈，要求政治参与的热情也越来越高。多年来
的活动使他们有自己的组织——全国工商联，有宣传这个阶层利益主张的媒体—
—《中华工商时报》，在非权力中心的官方政治组织——人大与政协中的席位也
越来越多。据一份1996年的材料，近年来，私营企业业主被选为或被推荐为县以
上人民代表的达5400多人，政协委员8500多人，共青团员委员近1400名，其中八
届全国人大代表8名，还有许多代表人士进入了全国、盛市（地）、县工商联领导
班子，这一数目到近两年只会更多。（6）而且这还不包括那些与该利益集团走得
很近的人士。最让经济精英欢欣鼓舞的是自1998年开始，在中国具有划时代意义
的“修宪”话题终于浮出水面——因为保护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一观念的思想
理论基础是将私人财富纳入了社会总财富的范畴。这场讨论厘清了许多问题，使
政府决策层与社会各界对私有经济的认识向前迈了很大一步，为1999年修宪做了
充分的理论准备。
必须指出，中国这两大精英集团的生活方式表面上尽管有着较大的不同，但
有些基本方面却比较相似。如生活节奏较快，闲暇时间较少，生活消费水平普遍
很高，娱乐消费以及性消费方式均极其相似，等等。娱乐消费与性消费方式的相
似有一主要原因，是因为政治精英集团获得这种“文化覆盖”，主要通过权钱交
换于经济精英们手里获得。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里，已经正在形成这类人
的集中居住地。随着精英集团阶层意识的逐渐觉醒与形成，以及适应阶层生活需
要的城市微型社区的发展，城市的空间结构将发生很大变化。
三、知识精英集团的演变及利益集团化
知识精英是改革以来分化得相当厉害的一个团体，而且它的产生与循环具有
与政治精英及经济精英不同的路径，在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还呈现出相当不同的
特点。本节只分析在社会资源（政治、经济、舆论）占有状态中居于较高层次、
对社会起较大影响的知识精英。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对社会的影响较小，不属于本
节分析对象。
改革以前，中国的文化建设着重于人文学科，人文知识分子如历史学家、诗
人、作家等在社会上比较受重视，这一情况到改革后逐渐改变。从某种意义上来
说，知识精英们由于本身的知识结构决定了他们在市场化过程中的价值，这种价
值使得他们有一部分人能与新兴利益集团结合，有一部分人则无法将自己的知识
市场化，因而发生了严重的分化。
毛泽东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故当时的知识分子被贬斥为“臭老九”，对
某些人文知识分子的“重视”，是因为他们可以为毛泽东的大批判效力。改革之
初，一篇“科学的春天”，使知识分子看到了改革的美好前景，他们中的大多数
人都支持经济改革，同时也比较容易认同政治改革。所以，那时党内改革派的社
会支持主要来自于知识分子，而党内保守派势力则集中于官僚体系内部。但进入
九十年代以来，知识分子群体因各自在市场化过程中得到的利益不同，对改革的
态度出现了明显的分化。除了与利益集团相结合的知识精英之外，还有相当大的
一部分知识分子，则不但未从经济改革中得到多少经济利益，其相对的社会经济
地位还难以挽回地下降了。因此，知识分子对变革的态度，不再是无条件支持，
逐渐变得越来越由利益导向所支配。
部分知识精英属于改革的受益者。改革以来，随着市场过程的推进，科技知
识及一些与改革密切相关的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法学都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本
——这种现象被人戏称为“罢黜百家，独尊经济学”——有能力的技术专家、律
师、经济学家、工程师很快垄断了社会机构中的高位，少数人还进入权力核心。
这部分知识精英非常成功地把原来的政治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他们原来拥有的
社会关系网在中国这种寻租社会中办事，常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还有部分知识精
英受利益支配，越来越背离其原有的理念和价值观，他们以其拥有优厚文化资本
——货币主义意识形态为经济精英们服务，而且凭借这种服务关系在积累财富的
第一轮竞赛中大获全胜。他们是经济精英的重要同盟，因为经济精英们只靠自己
并不能加入社会的统治阶级队伍，他们需要经济学家、法学家及可与之合作的其
他社会科学家、艺术家，尤其是媒体的合作，而正是这些人操纵着社会舆论。前
几年政府发展小汽车生产的政策与开发房地产政策的讨论中，已明显地看出部分
知识精英们从舆论与决策这两个层面影响政府政策，这已表现出部分知识精英与
利益集团结合，积极进行“事前寻租”活动。前一向有文章披露某著名经济学家
的家族成员经商问题，就我来看，这一现象的严重性其实倒不在于经济学家的子
弟应不应该经商，而在于理论与金钱结盟后，为某一利益集团服务的理论却还常
常包裹在为全社会谋福利的表皮下面，对社会价值观与政府的经济政策起了误导
作用。
这部分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的关系也与改革前有很大不同。留美学者程晓农
（方国良）先生在“当今社会四派‘精英’之分疏”一文中专门剖析了中国知识
精英目前的分化状态，该文章将知识精英分成“商务派”、“清流派”、“平民
派与保守派”，就是根据知识精英与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相结合状态划分的，基
本符合中国社会当前的实际情况。作者还认为，政治精英中技术官僚们由于他们
的教育和社会背景，不象上一代政治精英那样与知识分子之间有那么大的理念隔
阂，他们的政治理念除了受个人的政治、经济利益影响外，也会受部分知识精英
看法的影响。在知识精英的观念明显分化的情况下，政治精英们很可能分别倾向
或认同于某一知识精英群体的观念，这是部分知识精英们“智囊情结”越来越严
重的原因所在。
其实，知识分子从来就不是一个利益整体，在当前社会利益急剧分化之时出
现上述情况也是势所必然。有“智囊情结”的知识精英的问题主要在于一点：他
们混淆了“政治”与“学术”这两者完全不相同的游戏规则。政治的游戏规则是
不择手段追求利益最大化，在各利益集团之间达成某种平衡，社会良心从来就不
是政治家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而学术则以求真为目标，在追求真的过程中，善
与美也自在其中。而中国目前与决策圈接近的知识精英的问题在于一点：他们将
两套游戏规则混在一起，将一些利益诉求主张包装为“新理论”，对社会确实起
了巨大的误导作用。而“清流派”知识分子最大的问题则在于他们有不少人对社
会问题实际上处于隔膜状态，这就导致一个问题：从整体上看，他们对社会的批
评激进有余而问题意识不足。平民知识分子与前两类知识精英相比，在理论修养
方面相对不足，他们中不少人受意识形态文化影响很深，尤其是在社会结构方面
的看法，许多人还无法超出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的影响。就其知识结构的理论
来源来说，他们比较接近中国的“左派”（亦即程文中所说的保守派），并非近
年崛起的“新左派”。
随着社会形势越来越迅速的变化，知识分子之间的分化与重新组合越来越剧
烈，一些昔日的同道很可能在今后几年中会成为政治社会观的论敌。
发展中国家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关系，在任何发展中国家都是一个问题。根据
拉美国家与东南亚国家的经验，知识分子放弃了对社会的责任以后，将是社会的
全面腐败与彻底堕落，而国家与民族的尊严却不是靠在国际社会中对发达国家说
几句“你们也有腐败问题，比我们好不了多少”就可以建立起来的。
上述几类人中的精英，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这一“新社会”目前的“公共
权威”。
B.其它社会各阶层中间阶层的不发达状态
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初期，由于社会转型期的种种政策缝隙给了许多下层人
士迅速富起来的机遇，知识阶层职业、地位相对下降，而政府机构中的办事人员、
服务性工作人员、商业工作人员的声望、地位却相对上升。但到了九十年代中期
以后，随着一些技术密集型产业进入大陆以后，一些科技型知识分子的知识迅速
市场化，社会经济地位及社会声望迅速提高。本文谈到的“中间阶层”主要是用
两个指标衡量，一是职业的社会声望，二是收入。这部分人也分两个阶梯，处于
中间阶层上部的大致包括以下几类人：高级知识分子，中小型企业经理，中小型
私有企业主、外资的白领雇员、国家垄断行业的职工，共2930万人左右。占从业
人口的4%左右。
处于中间阶层底部的是这样几类人：专业技术人员、科研人员、律师、大中
学教师、一般文艺工作者、一般新闻干部、一般机关干部、企业中下层管理人员、
个体工商业者中的上层。这些共约8200万人。占从业人口的11.8%。（7）
上述人除了部分中小型私有企业主与中小型企业经理，部分个体工商业者与
国家垄断行业的部分老职工之外，大都文化素养较好，也具有积极向上的精神。
在西方国家，通过高等教育培育的所谓中产阶级指的就是这类人。但从他们在中
国从业人口中所占的百分比来看，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中产阶级所占的比例。（80
年代，美国为33%，日本为28(7%）
目前由于中国中介组织处于极不发达的状态，这部分人没有办法通过制度化
的管道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中，还看不到他们明
显的社会影响。
C.工人经济地位的边缘化
中国的宪法明确规定中国是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
级国家，但这两个被定为领导阶级与次领导阶级的阶层近20年来却经历着逐渐边
缘化的过程。
如果按照传统定义，中国工人阶级主要是指国有企业的职工。但随着改革开
放的日益深化，中国工人阶级其实已包括两类人，一类是国营企业与大集体企业
的职工，另一类是在“三资”企业和乡镇企业工作的职工。在上述两类不同的企
业工作的的职工，形成了几个不同的群体，他们与国家、或与代表国家的机构或
经营者、或与资方及其代理人，构成了完全不同的劳动关系。目前，除了欧美企
业的白领之外，其余几种工人群体因其利益下降或处于受损害状态，都处在骚动
之中，小规模的骚动全国到处都发生。
中国工人与国家的关系比较特殊。在世界的发达国家以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
家，其统治精英的合法性基本上都是建立于民主原则之上，从不声称自己是某个
特殊社会群体的代表；而中国共产党却坚称自己是工人阶级的代表。政府官员名
之为人民公仆，知识分子称之为脑力劳动者，统统将之纳入“工人阶级”这一范
畴之内。这种划分混淆了最起码的利益关系，事实上这几个阶层的利益在实际生
活中从来就没有一致过。尤其要指出的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政党化国家自建国
伊始就与知识分子及工人的利益明显不一致。本文讨论的工人阶级不是中国宪法
中谈的所谓“工人阶级”，而是按职业以及职业决定的社会经济地位来定义的工
人阶级。
简而言之，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工业劳动力也如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制度下的
工业劳动力一样，被分为核心与边缘两大部分。前者是国营企业的正式工人，后
者是城乡集体企业的正式工与临时工。但后者仅仅只是工业劳动力总数中很小的
一部分。这一时期工人与国家的关系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管理方与工人在车间发
生的工作关系，即生产关系、劳动过程、工人控制生产过程的问题等等。二是由
工人所在生产单位所创造的财富，在国家再分配过程中所占份额引发的分配关系，
这涉及到工资、医疗保险和养老金等等。尽管共产党的理论不承认工人与国家有
利益冲突，但实际上工人与国家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这种利益冲突主要不是针
对劳动制度，而是来自严苛政治专制的全面控制，在党支部与党员的严密监督下，
没有了个人生活空间，哪怕私下里说的话，也有被打成反革命之虞。1976年在北
京发生的“四五运动”有大量工人参加，就是当时工人中的觉悟者反对政治控制
的表现。但在生产过程中，工厂管理层对工人的控制相当松散，工人按照自己的
意愿工作，所谓“国有企业无效率”就是指这种状态。要言之，改革以前，工人
与管理层之间利益上的冲突主要表现在提职提薪、分配住房等社会资源是否公正
上。
改革以前的中国没有中产阶级，但国营企业工人在中国却起到了“类中产阶
级”的作用。因为当时建立了严格的户籍制度，户籍制度作为一种社会排他性的
界线，将农民排斥于城市居民之外，维护了城市居民的利益，设置了阶层之间的
流动障碍，由此产生了中产阶级的替代——“类中产阶级”，其主体是国营企业
工人与党政事业机关的普通工作人员。
改革开放以后，放开了劳动力市场，国家对个人空间控制逐步弱化，个人现
在可以私下批评政府，不用再担心因此坐牢——在公开场合的批评除外。在国家
与工人之间一度存在的直接关系，现在楔入了一系列的国家代理人的中介因素，
即官僚机构、地方权力层与资本。随着产业关系模式的多元化，工人与厂方的关
系也出现了几种类型：
一、集体协约型
这种关系多出现于国营与集体企业，涉及到70%左右的职工（约12000万人）。
这些企业的机构有管理部门、党组织、职工代表大会与工会。设置这些机构的目
的是为了互相制衡权力，但在人事安排上却与设置的目的相反：公司的总经理有
时兼任党的书记，一位没有权力但资格很老的副经理被安排做工会主席，厂长往
往又成为职工代表大会的代表。理由也很简单：管理人员包括经理厂长都是国家
的雇员，因此与工人享有同等的参加工会的权利。从近几年集体合同履约情况来
看，不少签订了集体合同的企业有如纸上谈兵，有的完全是形式化的东西，有的
集体合同中有虚假成份。更有一些企业经营者，将合同视为一纸虚文，根本不按
合同条文办事，合同上写得明明白白的东西，在实践中却反其道行之。如长春某
企业集体合同中规定：行政处分职工时，请工会参与核实，签署意见，工会的意
见是最后裁决。但实际情况是：某次处理一位职工时，工会主席提出不同处理意
见，该领导不但不听，反而将工会主席的职务免掉了。这种情况并非个别，因此，
大多数工会主席对行政违约行为不得不“谨慎”对待，用他们的话来说：“集体
合同的确是带有法律性的契约，但涉及行政责任问题谁敢去对质？还要不要饭碗
？”（8）
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开放初期（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初）的国营企业的主管，
依然没有把提高生产力和产品质量作为其首要任务，他们的精力都用来对付工人
要求维持或增加物质分配的压力上了。在逐渐加大的市场压力下，这些设备陈旧、
资金短缺的国有企业，自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五花八门的原因——如产品没有
市场销路，在贪污腐败作用下资金流向非国有企业，流向经营者小集团的个人腰
包等等，加之中央政府财政萎缩，于是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失业（中国名之为
“下岗”）工人逐渐增多，到1999年，下岗的阴影已笼罩在大多数国有企业头上。
政府向社会公布的数据始终在1200多万这一数目徘徊，而实际上失业工人的总数
肯定会远远超出这一数目，不少学者的研究中已多次出现另一个数据，如李路路
在“社会资本与私营企业家”一文中引的数据为3000万，占国有企业工人总数1亿
人的30%（9）。这都是早几年的数据，近几年国有企业的亏损面更为扩大，失业
工人总数应该更多，而官方统计的数据却从未增加。
一般工人的状况如此，即使是工人中的“贵族”——全国劳动模范的处境也
存在种种困难，部分劳模看病难，得不到诊治；住房等基本生活条件差，家庭人
均住房面积5平方米以下的劳模占在世全国劳模总数的2.7%；一些离退休全国劳模
经济收入偏低，拿不到退休工资，处境维艰；还有部分劳模下岗。（10）总之，
国营企业工人地位大大下降，日益丧失了类中产阶级的地位，其结果是社会中间
层的大大萎缩和社会下层的迅速膨胀，这些都表明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长。
二、“三资”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
这类企业指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公司与中国国营企业结成的一种混合体，其中
也有些是跨国公司独资在中国开办的企业。这类企业的工会、党支部和中方经理
一起，结成了统一战线。他们对外方合伙人的看法，基本上同国营企业的经理对
国家的看法差不多，认为他们是提供福利之源。这类企业因拥有足够的资金，因
此能支付较高的工资，提供更清洁、先进与安全的工作环境，并且给工人提供比
赢利的大型国营企业还要优厚的住房条件与其他待遇，所以这种企业的工人常常
是其母厂工人羡慕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管理层与工人的关系并非对抗
性的。实际上，工人的不满情绪，常常不是针对外国雇主，而是针对中方经理，
埋怨他们低能、腐化、任人唯亲。
就投资总额和企业总数而言，这类合资企业在中国显得并不十分重要。美国
是在中国的第三个最大的外国投资者，但欧美资本加起来也不到全部外资的10%。
在所有外资企业雇用的700万工人中，西方合资企业的雇用的人数相对较少。这类
企业的重要性在于，它们被看成是引进先进技术的中介，他们能为中方管理人员
提供出国培训资金，或者能在中国大城市建立的外国管理学校里，传授人力资源
管理哲学基本原理，从而为现代销售和管理技能提供了训练场所。随着时间的推
移，这些努力可能会有一定效果，因为无论是外资一方还是中方都认识到，人力
资源管理是一种非对抗性的、双方协商式的、可以成功地凝聚工人向心力的最好
的管理方法。
三、劳资关系的返祖现象：亚洲国家投资的“三资”企业与中国本地的私营
企业（11）
劳资关系的返祖现象，指的是劳资关系退回到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的劳资关
系。关于那种劳资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进行了淋漓尽致的经典批判。
在亚洲国家投资的绝大多数企业里，工人们被迫每天连续工作10-12小时乃至
更长时间，周末不能休息，上厕所规定3-4分钟时间，且有次数限制。这类工人报
酬微薄，工作条件既差又不安全，事故发生频繁，因没有消防系统或消防系统太
差，导致失火引致数十人死亡的事件已曝光多起。许多生产有毒产品的企业根本
连任何防毒设备都没有，这种事件也经常见诸报端。尤其是在台资厂与韩国人办
的工厂里，劳资冲突屡有发生。在东南沿海地区如深圳、东莞、南海等地，劳资
冲突发生率相当高。广东省劳动厅虽然发布过有关劳动保护法，但“东亚龙”在
中国大陆的投资者很少认真落实这些法规。
在如何处理劳资关系上，中国政府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中国号称“劳
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劳动者应当享有人的基本权利，但地方政府
为了吸引外资投资办厂，大多迁就这些投资者。还有不少基层干部为了自身的利
益，与投资者多保持一种友好的私人关系。在诸种利益牵引下，他们对“三资”
企业中劳动者的工作与生活状态其实非常清楚，但从不干预。即使有大胆的媒体
闻讯采访报道，他们也多半采取不合作态度，甚至干扰记者追踪真相。而每当事
态严重时，如一些大火烧死了工人，事后追查，发现地方政府有关部门的干部根
本没有按规定督促投资者装置消防设施。但这类事情的处理，往往在“为了不打
击投资者的热情，保护地方经济增长”的借口下，葫芦提了结。在边缘化的工农
阶层中，这个阶层是最无助的阶层：远离家乡与亲人，求告无门。1999年8月笔者
在就职的报社值班时，曾登载本部门记者采写的一件久而未决的劳资纠纷，该报
道事实准确，但还是接到该厂一位白领受命打来的电话，电话中不谈事实准确与
否，只一味威胁说“你们这样打击投资者的热情，立场到哪里去了？”在长达半
小时的电话中，这位白领雇员表现得对同为雇员的“打工仔”根本没有任何同情
心，让笔者听了十分寒心。
现在的中国，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以及劳资关系中出现的新问题，必须
考虑通过政府立法限制经济组织对普通人民的经济奴役。而且中国的现状还不是
没有劳工权益保护的法规，而是如何将法规落到实处的问题，这就需要这些弱势
群体有自己的利益诉求组织，这已经不是目前口头上讲的“加强工会权力”之类
的口号可以做到的事情了。
1999年11月初，中国《工人日报》头版发生的"严重政治错误"事件，就是因
为11月1日，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尉健行对中国工会组
织代表的长篇发言。该文中有"工会与党完全一致的话，就没有存在的必要"的说
法。第二天，标有[严重失实]的修正版再次发行。在修正版上，当初尉健行发言
中提到的有关工会与党组织和政府领导关系的部分被全文删除。嗣后，《工人日
报》社长翟祖庚和主编张弘遵被指失职遭到撤职处分。从这一事件不难看出中国
工会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之一斑。
D.处于困境中的农民阶层
中国的农民在改革之初是受益者，最早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曾让他们获得
一种解放的感觉。但到改革的重心转移到城市之后，农村出现了许多问题。这些
问题中国一些专门研究“三农”（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专家学者近年来没
少反映，有专家甚至指出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农业已成为一个没有剩余的产业。
根据这些学者的研究，中国农民面临的问题其实可以概括为三大问题：
一是负担重。负担来自两方面，一是为了实现政府对农村基层的管理，设置
了“七所四办”等一系列机构，机构臃肿，生之者少，食之者众，据说征收上来
的农业税根本不够支付这些机构人员的工资。这些机构的基层干部为了养活自己，
必须向农民横征暴敛。二是农村基层干部为了表现“政绩”并中饱私囊，根本不
管农民的承受能力，大兴土木，公共工程的费用都由农民承担，农民不堪其苦。
有专家建议取消农业税，目的是为了裁撤“七所四办”这些机构，以减轻农民负
担。
二是农民收入低。这是由中国农业生产模式决定的。中国人口规模决定中国
农业与现代化耕作无缘，这种落后的耕作方式其产量也已基本达到极限，人多地
少，农业人口过多（占总人口70%左右），决定了中国农民的收入长时期内不可能
提高。
三是农村基层政权与农民的尖锐矛盾。农村基层干部的职务任务与农民的利
益有直接矛盾，每年收粮派款、计划生育都要引发不少事故；农民的民主权力没
有保证，这几年的选举想解决这个问题，但多流于形式，村务公开的只是少数，
不少农村基层干部有贪污腐败行为；更为严重的不少农村基层政权已落入地方恶
势力之手，农民饱受乡村流氓的欺压，这种情况已在拙作《现代化的陷阱》一书
里有详细分析。但近两年来发生情况据说比前两年更加严重。
上述工人阶层、城乡两栖阶层、农民阶层共有4(8亿人，约占从业人口的69%
左右。（12）但是与边缘化群体相比，这批人还算处于就业状态，对于文化素质
不高且难以适应社会需要的这一人群来说，能够在社会产生剧烈的结构性磨擦时
期暂时性地保装饭碗”，已算是较好处境，因为他们随时可能掉落到一个更为低
下的社会群体之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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