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反有理说

“造反有理”说

作者: 好事 (送交者: 好事) 2000年5月25日02: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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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反有理”说

于是乎

     据[看热闹]先生说，“评文革关键是造反有理还是造反无理”。常仁先生也认为，“回避受压制民众对官僚造反有理这一本质罗列一堆现象，不过是混淆视听而已”。在他们看来，“造反有理”才是文革的本质。那么俺就来评一评文革的“造反有理”。
     首先要指出，常仁先生在对谁造反有理这个基本概念上有些混乱。老人家说是“对反动派造反有理”，而不是对“官僚”造反有理。文革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据老人家说，文革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两个阶级的搏斗，而不是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弄清这一点非常重要，有些人为了给文革招魂，针对当前的官僚腐败现象的严峻形势，故意把文革说成是反官僚、反腐败的斗争，来骗取不明真相的人们的同情。这实际上也是在歪曲文革。现在，俺评的是文革的所谓“本质”，即“对反动派造反有理”，这里的“反动派”，指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一、刘少奇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个题目不是本文的主题，但有必要说一说。刘少奇在建国初期发表了一些鼓励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意见，在文革中被总结为“剥削有功论”，这是典型的文革式扣帽子打棍子战法。刘少奇当时的主张，是符合老人家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只不过他跟不上老人家飞速变化的思想。刘少奇的思想，并没有超越老人家的新民主主义，是老人家自己超越并否定了他自己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在其后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刘少奇始终紧跟老人家，从鼓吹大跃进到反右倾，从未掉过队（相反，周公恩来倒是有些赶不上形势，曾多次遭老人家批评）。只是到了六十年代初，三年大饥荒的现实教育了共产党人，他们开始有些清醒了，知道自己犯了彭德怀所指出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错误，只是从这时候开始，刘与毛的分歧以才开始表面化。这就是老人家耿耿于怀并在他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服中旧事重提的“一九六二年的右倾”。所谓“右倾”，无非是老人家坚持只有“一个指头”的错误，而刘少奇却说要“三七开”。实事求是地评价，当时刘少奇也够左的，对党所犯的错误的认识也并不很到位，当然这是后话，不能这样苛求当时的共产党人。为了救民于水火，当时停办了公共食堂，恢复了公社内部的三级核算，有些穷地方干脆包产到户，这些措施，在当时都是完全必要的，并不会改变共产党的领导，并不会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充其量不过是走新民主主义道路。毛与刘的矛盾，是两个共产党人之间的矛盾，并不是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故意把党内矛盾夸大为阶级斗争，正是左倾机会主义者们常用的手法。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文革最终把刘少奇打倒，倒不是因为他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而是因为他被诬陷为“叛徒、内奸、工贼”，而党内另外一个最大的走资派就没有被置于死地而且后来又得到重用，这本身就是对文革本质的一个绝妙的讽刺。
     二、“造反有理”的“造反”含义
     “造反”这个词，是指被统治者起来反抗统治者，它带有阶级斗争的性质，它含有“以下犯上”的意思。如果老人家撤了张青山刘子善的职并将他们查办，这不叫“造反”，只有 “犯上”才叫造反。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资本主义社会的被压迫阶级应当起来造反，这时候造反当然有理，从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来看，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在新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工人阶级是统治阶级，这时候的造反是什么意思呢？老人家巧妙地回避了这个“本质” 问题，说是“对反动派造反有理”，而不是对统治阶级造反有理。这时候，“造反有理”已经不是原来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了，而是老人家自己的创造性的发挥了。众所周知，建国后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始终是老人家自己，执政党始终是中国共产党，“造反”，就意味着建国后的十七年将被否定，意味着中国的统治阶级不是工人阶级。因此，老人家所号召的造反，名义上是两个阶级的斗争，但其矛头始终只是对准一部分人，而不是某个阶级或某个政党，正如数学先生英明地指出的：这是皇帝领导下的造反，这个“造反”，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个造反，是皇帝动员民众起来造皇帝部下的“反”，这种造反，是有着严格的指向性和规定性的。谁也不能造老人家及其司令部的反，比如中央文革的王力先生，武汉的工人群众造了他的反，结果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的猖狂反扑”，可是不到一个月，老人家只用一句话就把这位王力先生打发到监狱里去了。这就是“造反”。俺认为把这种造反叫做“跪着造反”是非常合适的。
     三、造反有理吗？
     俺已经说了，根据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工人阶级是造反有理的。但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造反有没有理？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有必要回顾老人家自己对文革的看法。
     老人家在回顾文革的发动过程时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也就是说，老人家认为他后来找到了一种形式，就是文革的形式，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现在，俺暂且假定这就是文革的动机，那么所谓的“造反”，就是专指造“黑暗面”的反，而不是造无产阶级专政的反，不是造共产党的反。请注意，这时候“造反”的含义，早已不是马克思主义原来意义上的“造反” 了。
     再说说这个“黑暗面”。老人家已经注意到，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也是有“黑暗面”的，这是他老人家英明之处。对于已经存在的黑暗面，老人家鼓励群众起来揭发，这是非常正确的，俺坚决支持。仅在这个意义上，俺认为“造反有理”。同时又必须指出：“造反”这个词用在这里，是非常错误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本来就是统治阶级，是主人，他们揭露“黑暗面”，撤换公仆，根本不能算是“造反”，只不过是履行自己的职责，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有谁家辞退一个家庭服务员的时候，会说自己是造了保姆的反？可见，在老人家那里，百姓还是百姓，官就是官。“人民公仆”不过是嘴上说说，而心里想的还是“官与民”，是“造反”。这个词里暗示我们：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仍然是被统治者而不是统治阶级。
这就快要说到问题的焦点了。老人家认为，用文革造反的方式来揭露我们的黑暗面，是他找到的一个好方法，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可惜，老人家并没有注意如何来杜绝或防止这种黑暗面的再次出现。当官的仍然是高高在上，林副主席还在悄悄地为儿子选妃，政府还是在黑箱操作，官员还是被上级指定提拔。一切产生黑暗面的条件仍然充分具备，新的黑暗面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老人家找到的文革这个方式，根本就不能解决社会主义的黑暗面问题（如果他老人家真的是想解决的话）。既然造反只能解决“果”的问题而不能解决“因”的问题，那么造反的有理性是非常有限的，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有理。
     四、如何“造黑暗面的反”？
     现在，“造反”这个词，俺只是借来一用，因为它不能准确地描述工人阶级劳动群众与 “官”之间的关系。我们已经知道，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黑暗面也是不可避免地要出现的，问题在于如何使这种黑暗面产生的条件尽可能地减少，如何使这种黑暗面一旦出现，就能及时地被发现并铲除之。
     这个方法早已有了，是老人家早已指出的，这就是民主。
     不需要“造反”，因为天下本来就是我们自己的天下。我们需要做的，只是选择忠心的仆人，并监督他努力为我们服务，一旦发现他玩猫腻，就随时炒他的鱿鱼。这就需要政府工作必须对国家的主人们高度透明，需要有制度化的民主选举，需要有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的自由（包括写大字报的自由），以便主人们可以随时随地很方便地监督仆人们的工作。一句话，我们需要民主与法制。

“划线分派”说

于是乎

     划线分派是“窝里斗”的变种
     中国人是比较善于内斗的，而且这内斗常常是无谓的内斗，徒然耗损自己，于国于民无益。这内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时不时地出来表演一番，到文革时发展到了极致。
     回顾历史，有许多内斗值得人们深思。
     二三十年代的鲁迅，可算是个“好斗”的人物，被他“骂”过的人可谓多矣，其中该骂的固然居多，然而也有不少是属内斗之列。三十年代有著名的“国防文学”口号之争，鲁迅与周扬等人势不两立，就是一场典型的内斗。谁能说清鲁迅和周扬分别代表了哪个阶级或利益集团？发生内斗的原因不在鲁迅而在周扬一伙，周扬等四条汉子就属于那种典型的“认派不认人”的内斗高手，喜欢搞唯我独尊唯我正统那一套，偏偏鲁迅不买他们的帐，于是乎内斗必定难免。
     内斗的最高境界，当代非毛泽东莫属。他是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当年庐山会议，分明议题是纠左，会上反复鼓励大家把左的危害讲深讲透，但同样的话让彭德怀一说，问题的性质就变了，变成了路线斗争，变成了阶级斗争的继续，于是乎左也不反了，变成了反右倾。这其中的教训，实在值得后人们深思。
     内斗的最恶劣者，当代非四人帮莫属。在党内划线分派，搞四人小帮派，唯我独左，唯我独革，党同伐异，只要不是自己派里的，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晚年的毛泽东对于“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已是力不从心，对这种内斗当然要进行严厉的批评，搞得四人帮灰头土脸。四人帮的“逢右必批”，并非是什么阶级斗争或路线之争，说到底就是为了他们那个小帮派的利益，为了争权夺利。张春桥心里很清楚，“物质剌激是块臭豆腐，闻起来很臭，吃起来很香”，他们也在上海聚集了大批“物质”，准备一旦大权到手，就可用这些物质来“剌激”百姓。但他们批起邓小平的物质剌激来，却是毫不留情，可以翻出从马克思到毛主席语录无数论据，理论文章一套一套的。说到底，他们哪里是在进行理论探讨，他们就是在党同伐异，维护他们小帮派的利益，以达其篡党夺权之目的。
     能够超脱帮派斗争，以大局为重者，当代非周恩来莫属。周公在党内经营几十年，其学识风度及处理问题之妥贴精当，令与之交往者无不倾服，自然而然地愿意聚集在他周围，他却从未借此经营自己的土围子，该批评的批评，被批者心服口服；该培植的培植，被培植者也不因此而成为“周派”。且不说周公一生中做过哪些错事，仅此高风亮节，足以做国人楷模，万世师表。
     善于内斗者，搞的是任人唯亲，先站队划线，你必须先明确站到我这边来，否则全派共讨之，合帮共伐之。这一个“派”字存于心中，必定是党同伐异，内斗不止，徒增内耗，使亲者痛而仇者快。划线分派最大的弊端，是因派取言或因派废言，拒绝寻找争论双方的共同点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展开讨论，拒绝求同存异，其结果自然只能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讨论便无法正常进行。
     善于内斗者如四人帮之流，常常是高举一面大旗，上面写着“无产阶级”或“真正马克思主义”之类，此招牌一出，谁敢跟他们作对，那就是跟无产阶级过不去，跟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过不去。此法初用时倒也灵验，能使许多人从此不敢开口提出异议。可惜四人帮已经倒台，他们的招数已被世人看透，后来的善于内斗者再用此招，多半是不大管用了。
     说了半天“内斗”，有一个最紧要的问题还没说，就是这个“内”字的范围有多大。这个答案显然是因时因地而异。以此论坛为例，既然打出“强国”二字作为旗号，那自然就应从强国出发，凡为强国而来此发表意见或献计献策者，均属“内”。在这个“内”，有各种不同意见均属正常，大家在此进行讨论交流，应防止拉帮结派者搞党内有党，坛内有坛。
     大千世界，纷繁复杂，绝非两个“派”字所能包容。我劝那些擅长划线分派者，多一点理性，少一点头脑发热，学一学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政策，学一点鲁迅的特立独行，学一点周恩来的高风亮节，如此，则此坛之大幸，爱国者之大幸。

“四大”杂说

于是乎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简称“四大”，俺所知道的形成历史是这样：一九五七年初共产党提出“大鸣大放”，号召党外人士给党提意见搞开门整风。几个月后开始反击右派，加上了“大辩论”，文革初期又加上“大字报”，成为完整的“四大”，一九七四年四届人大时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写入宪法，１９８０年９月１０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决议取消公民运用“四大”的权利。 “四大”是文革期间最普遍使用的革命武器。“四大”使得普通老百姓能够较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培养了公民参政议政的热情，增强了公民的主人翁意识，“四大”在这方面的积极作用是不容抹杀的。
     俺认为，“四大”的精髓在于它的全民参与性。人人说出自己要说的话，而不是由某个政党或个人代表大家说话。人人关心国事政事身边事，对丑恶现象实施有效的舆论监督。
     但是，能不能把文革期间的“四大”等同于民主或言论自由呢？不能。理由如下：
     一、文革期间的“四大”是扭曲的，不正常的。在文革之初的工作组时期，“四大”武器是上级组织用来对付群众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到八届十二中全会这两年最乱的时间里，“四大”特别是“大辩论”倒是比较地名副其实，九大以后，“四大” 实际上已经基本不存在，用“一大”代替了“四大”，这个“一大”就是革命大批判。总的来说，“四大”在文革期间的作用，主要是在党的指挥下制造政治舆论的工具，而部分群众运用这个武器来申诉自己受到不公正对待或揭发丑恶现象或提出合理化建议，这倒成了“四大”的非主流作用。
     二、文革期间的“四大”是无法无天的。由于法制不健全，群众不能在法律的规范下运用“四大”武器，使得“四大”常常被滥用，成为诬陷、诽谤的工具，署名为“部分革命群众”的匿名大字报比比皆是，写大字报者不承担法律责任，这使得“四大”权利的运用走入歧途。
     三、文革期间的“四大”又是极不彻底的、虚假的。在“四大”权利写入宪法的文革时期，恰好又是中国历史上因言论文字而获罪的情形最多的时期，不管是老人还是妇孺，人人随时都有可能因一两句话而受到批斗、凌辱或监禁，有些人甚至因为运用“四大”权利而失去了性命。这是对“四大”的一个极为辛辣的讽刺。“四大”的“大”字，是指声势之大，而非范围之大，“四大”权利可运用的范围，在文革期间是非常之小的。八十年代初，当听到人大决议取消“四大”权利这个消息时，俺本人的第一个反应是气愤，认为这是一种倒退。后来想想，把“四大”权利写入宪法，确有不妥之处。首先，“四大”中的“大鸣”和“大放”含义不明确且意义重复，而四个“大”字，含义中又有鼓动之意，不是法律用语，直接写入宪法确实是不大严肃的。实际上，宪法中的言论自由加上新闻出版自由，就可以包含“四大”的精髓了。只不过目前的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仍然得不到切实的法律保障，言论罪没有法律界定，俺写这些话的时候，对于会不会因此而获罪，心里一点底也没有。
     在中国正在进行民主化建设的今天，应当保留“四大”的精髓，抛弃文革“四大” 的糟粕，用比大字报更先进的方式，使全体公民充分享有宪法赋予的权利，积极参政议政，行使民主监督权利，同时为自己的言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此，俺寄希望于电脑网络，并有一点设想。首先是应当大幅降低上网费用，低到人人都上得起网（顺便骂一声黑心的电信），其次是各级政府都必须设立网上群众论坛，第三是尽快制定相关法律，严格界定言论罪的范围，第四是全体公民用身份号码注册上网（笔名当然可以随便编，但只能有一个），使其承担自己言论的相应的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