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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传说是上古初民用自己的眼光和头脑反映出来的当时社会现实，是对远古社会生活的回忆。它和出土器物一起，共同构成了研究史前社会必不可少的、互相参证的两大史料来源。在我国古代文献中保存着丰富的古史传说，这些古史传说有着无可替代的史料价值。著名考古学家尹达先生曾指出，我们“从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和‘传疑时代’的某些部族里的可能有相当关系的各种不同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类型。从地望上，从绝对年代上，从不同文化遗传的差异上，都可以充分证明这些神话般的传说自有真正的史实素地，切不可一概抹煞”。
学术界普遍肯定的黄帝传说正是以传自远古的史实为核心的古史传说。我们认为，黄帝传说在我国古史传说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意义。首先，从内容来看，我国古史传说大致可分为祖先和氏族的起源、远古人类的社会生活风貌、氏族部落间的原始战争、英雄人物征服自然、发明创造的事迹等；而黄帝传说则综括了上述各类传说的形式，足见其内容之丰富。其次，从流传来看，现有的资料表明，至迟在春秋，黄帝传说就已经很普遍。进入战国，已是“百家言黄帝”。再次，从影响来看，早在战国时代黄帝就已成为中原各族团结战斗的旗帜。“炎黄子孙”这一口号千百年来在以华夏族——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大融合中，在近代我国人民抵御外侮、抗击强暴的斗争中，在当前加强民族团结、促进祖国统一的历史潮流中，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黄帝被尊奉为中华民族的始祖，成了中华民族的伟大象征。但是，在史学界疑古思想的影响下，也有人把黄帝传说斥之为后人编造的神话而简单地加以否定，这种做法容易导致历史虚无主义，也会对我国古代文明的评价产生消极影响。
诚如司马迁所说，先秦时期，“百家言黄帝”。先秦诸子多有黄帝传说的记载。我们知道，先秦诸子学说是他们政治活动的资本，他们说道理必举事实。各家为了鼓吹自己的学说，尽量拿往古的历史来做论证，因而都设法搜集古代文献资料、历史传说。当时百家争鸣，如果诸子所举历史事例全无根据，势必遭到不同学派的反驳而降低其政治声誉。显然，他们是不会这样做的。我们认为诸子百家普遍称引黄帝的事迹，甚至托言黄帝以自重，这正是黄帝在我国历史上曾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反映，说明黄帝传说确有真实的历史核心。不仅先秦百家言黄帝，先秦许多重要史籍诸如《左传》、《国语》、《世本》、《逸周书》、《竹书纪年》、《战国策》、《周礼》、《礼记》、《大戴礼》、《易系辞》、《山海经》以及《穆天子传》等等，也无不普遍地辑录有黄帝的事迹。这就充分说明黄帝传说必有其不可否认的客观历史根据。
有人说，黄帝是“皇天上帝”的简称“皇帝”之变字，是“皇天上帝”的别名，黄帝传说出于上帝神话。在我们看来，这种仅从文字语音、语义上进行考证得出的结论是缺乏说服力的。让我们先看下列史料：
《国语·晋语》：“昔少典娶于有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
《国语·鲁语》：“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顼能修之……”。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载晋文公“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
《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郯子言：“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太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少氏以鸟纪故为鸟师而鸟名。”
《国语·晋语》：“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
《国语·鲁语》载春秋鲁国大夫展禽言：“有虞氏黄帝而祖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黄帝而祖顼，郊鲧而宗禹……”
《国语》、《左传》二书成书既早，所具有的史料价值是史学界所公认的。根据二书的多处记载可以看出，黄帝是有生有死、有祖先、有后裔、有姓氏、有来历、有业绩的人王。他的业绩在人间而非天上。黄帝死后，后人出于祖先崇拜，把他神化为祖宗神是很自然的事。在一些传说中，黄帝虽然具有神性，但对于众神并无绝对神威。这同无生无死，无始无终，对于众神具有绝对权威并以“天意”、“天命”来支配人间治乱、祸福的上帝显然不同。所以从神话角度看，无论从神格、神性还是神威来看，黄帝和“皇天上帝”都不能合二为一。
有人说黄帝这一名字是阴阳五行家的创造。我们知道“黄帝”最早见载于《左传》、《国语》，此二书既非阴阳五行家所作，而成书在此之前明言黄帝的阴阳五行家的著作还一本也没有发现。那么，根据什么说黄帝是出于阴阳五行家的创造呢？有人认为阴阳五行家创造了黄帝，道家则进一步利用黄帝来宣传自己的政治思想从而编造了黄帝传说。这显然也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早在春秋，黄帝传说就已很普遍，至战国更是百家言黄帝，何待哪一家来编造呢？
有人看到黄帝传说掺杂有神话色彩就把它归入神话堆里去，这是因为他们没有辨清带有神话色彩的古史传说同纯粹神话的差别。远古时代，由于物质生产方式的极端低下，上古初民只能凭借感性的质朴的思想方式来总结探讨自己的历史。他们认为世界和人类都是神创造的，神是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主宰，这就难免要使不少古史传说掺杂神话的色彩。拉法格说：“神话既不是骗子的谎话，也不是无谓的、想象的产物，它们不如说是人类思想的朴素形式之一。”马克思则进一步揭示了这种神话般传说的历史意义。他说：“人物虽然是神话中的人物，但这一点并不重要，因为传说确切地反映了氏族的制度。”众所周知，希腊史前史就是从神话中清理出来的，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拨开神话的迷雾去探索真实的历史核心呢？
有人因为黄帝事迹不见于《诗》、《书》记载，而“百家言黄帝，其言不雅驯”，就论定黄帝传说没有历史根据，这种看法也是不对的。司马迁写《五帝本纪》对我们很有启发，他的治学方法很值得我们借鉴。司马迁“网罗天下放佚旧闻”又得观“石室金匮之书”，在掌握了大量有关黄帝的史料后，他又到实地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他在《五帝本纪·赞》中说：他到处访问了黄帝、尧、舜的遗迹，听取老人的传说，核对了书本上的材料，觉得《五帝德》及《帝系姓》二书仍然接近真相。他又以《春秋》、《国语》等古书博加考证，进一步说明《五帝德》、《帝系姓》的内容并非虚构。他认为《尚书》既然有残缺，黄帝的事迹往往散见其他各书，所以，研究历史必须博览，必须全面地深刻地加以分析研究。司马迁最后选择了他认为有足够根据的材料，把黄帝事迹写进了《五帝本纪》，并自称《五帝本纪》是他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的一篇佳作。由此可见，以治史谨严著称的司马迁是肯定了黄帝其人其说的。二千多年前的司马迁不为《诗》、《书》缺载所困，不为“其言不雅驯”所惑，诚为良史！今天，我们运用新理论、新材料来考察研究古代文献，许多不雅驯之言都能赋予合乎历史实际的阐释，更没有理由因为《诗》、《书》的缺载就自缚手脚。我们认为检验黄帝传说与其他古史传说真伪的标准只能是马克思社会发展学说。凡是符合社会发展学说的，我们就相信；凡是不符合的，我们就加以剔除。这样，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科学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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