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末路的哀鸣---从柏杨到何清涟
据称何清涟女士最近安全感很差，根据自己的说法是在"刀口上做学问"，在"刀口上做学问"的依据是作品受到共产党的封杀，封杀的依据是没有人约稿。这就是何清涟女士足以自傲的非凡逻辑，和讲求充足证据的严谨治学态度的经典表现。
笔者认为学者和文人有着根本的分野，学者是做学问的人，力求事实的真相和规律，学者也许会钻"牛角尖"或者是犯错误，但那也是真理不容易认识所导致的结果，所以人类对事物的认识总是在曲折中前进。
文人与学者完全不同，文人是靠写文章为生的人。就象老田以前是靠种田为生称为农民，后来是靠打工为生当工人，现在老田吃饱了饭没事干又不会泡靓妞，空闲时间多只好泡网成了网民。
一、以乡巴佬之心、度精英之腹
和那些动不动就宣称什么"人类的普遍价值"的高人不同，老田的境界非常之低，基本上是从"柴米油盐"这样的问题出发，来看待社会的。
在老田看来，无论是研究政治、经济还是社会变迁，对中国的过去和未来而言，最重要的和最有意义的是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
1、 在资源和环境的制约之下，富裕和发达究竟有没有普遍意义？中国最终有没有富裕和发达的可能？
2、 在人均资源少、环保压力大的现实之中，中国应该采用何种经济发展战略更为现实？是老邓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优先？还是老毛的"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
3、 如果富裕和发达没有普遍意义"共同富裕"不可行，中国是继续执行"精英优先"发展的战略，还是回到"平民主义"共同发展？
实际上，第二个第三个问题的答案由第一个问题的答案直接决定。如果中国能够实现"全面现代化"，人口的大多数为什么不能为这样的目标做牺牲和等待，毕竟中国农民已经穷了几千年，再穷一百年两百年又有何不可。而且如果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道路不需要以"资源无限"为前提，不会遇到资源和环境问题方面不可克服的障碍，以中国人民之勤劳和节俭，必定能够快速实现现代化，甚至超英赶美都不是不可能的；只要能够实现最终的共同富裕，一部分先富起来和"精英优先"又有何不可。
笔者始终认为，脱离了中国的现实前提，去奢谈什么现代化和发展战略， 这样的"学术和学问" 都是毫无意义的。这不仅不是一个学者所应该具有的治学态度，本质上已经失去一个学者应有的学术良知。
二、 启蒙批判精神的实际载体
笔者在五四运动过去70年后去敦煌参观时，看见两个大钟，捐款铸钟的有晚清两任敦煌知县、有在仕途上积极进取的武生和其他工商黎民各色人等；民国二十五年当地民众还成功募集12500大洋，历时8年重修了九重楼，并刻碑记盛。几千年来人们普遍为了来世而积功德，这也是人们在现实中普遍看不到希望的社会现实的曲折反映，这也是佛教文化兴盛的内在原因，因而也造就了敦煌莫高窟的千年辉煌。
在最近的几十年过去之后，今天人们多数是在为了今生今世而努力，对未来进行科学计划和规划并努力付诸实施；普通的农民在民生艰难时，也能够分析找出其中的现实原因并痛骂贪官污吏，而不是去求神拜佛。这才是真正意义上"民主与科学"的重大进步，农民知道痛骂政府官员，不管怎么说，都是民主最自然最合理的第一步。
而这个成就的取得，和那些文人和道德批判家的所谓"启蒙"一点关系都没有，是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的浴血奋斗的结果，是几十年来社会改造实践的结果，是亿万民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努力的结果。 只有"知行合一"的主体，才是启蒙精神的实际载体，中国现阶段的职业批判家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进步代言人。
三、 文人末路
笔者坚持认为，象何清涟女士那样，怀着"圣西门情结"，炒柏杨的几勺剩饭，贩卖一点西方新自由主义的私货（在西方新自由主义也从来没有上过台面成为政府行为），是成不了学者和专家的。这只能导向文人末路。
许多文人往往指称鲁迅如何批评中国人的"国民性"，实际上鲁迅与这些文人有着本质的不同，这主要表现在鲁迅对"资本家的走狗"和"友邦人士"毫不妥协的态度上。也有许多人言必称五四，实际上如果五四运动的主流群体，没有"救亡图存"的"济世救人"的情怀和为了理想前赴后继的流血牺牲，仅仅是炒西方的剩饭，就不可能有任何思想史上的意义。
台湾柏杨是以批判中华传统文化而知名于世。考虑柏杨这个人受教育和成长的时代，柏杨不可能不知道中国古诗，到底是适应一个什么样的阶层趣味的产物。但是柏杨却能够把古诗和西方现代市民文学放在一起，对这样从本质到形式都完全不同的东西进行比较，然后得出结论再加以批判。柏杨还广泛使用政治历史进行对比，遂行道德批判的目的。政治到底是以利益为基础还是以道德为基础，我个人完全不相信柏杨不懂。这只有一个解释，柏杨对事情本身是什么样子完全不感兴趣，柏杨需要的是"语不惊人死不休"，柏杨需要的是出名、是金子和银子，所以柏杨在谴词造句上走极端也很好理解，如称中国人是"酱缸蛆"和中华文化具有"过滤性病毒"等等。这所有的做作都服从于一个共同的目的。
文人就是文人，和学者有天壤之别，所以中国古人早就指出了一个真理"文人无行"。
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存在就意味着有其合理性"，在台湾柏杨和龙应台这样的文人能够成名，与台湾工业化的迅速成功和社会迅速西化有关，人们普遍产生把中华文化传统视为负累这样一种普遍的情绪。这就是柏杨投机成功和出名的全部社会基础，实际上这也是今天两岸民众认识分歧的根本出发点。台独分子的狗屁理论一样没有什么说服力，却能够误导台湾如此之多的民众，实际上柏杨的成功和台独的猖獗都是民众自愿上当的结果。
笔者始终相信中国的未来之路，与西方的过去和现在完全不同，中国最终必须在老祖宗的遗产基础之上前进。中国和西方在以后的差别，还将和过去的道路一样，继续保持根本分野（参见拙文《中国和西方在国家管理上的根本分歧初探》）。柏杨式的文人投机，在大陆是确实难以行得通的，因为理论虽然可以歪曲，但歪曲事实就要困难得多。毕竟是事实胜于雄辩。
四、 指向"政治改革"的道德批判实质和何清涟女士的危机感
中国最近20年的经济改革，在经济体制上已经实现了"精英优先"，一部分精英已经先富起来了。但是先富起来的精英，明显有些惴惴然，希望而且需要政治权力的保护和紧密结盟，政治毕竟是经济最集中的表现。实际上政策和政府官员已经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新贵身上了，只要看一看各地官员的大量剪彩和接见活动，就知道官员们是在为经济发展服务了，而拥有资本的新贵一向是被视为经济发展的关键来加以对待的。对于老百姓而言，新贵们在官员那里得到的礼遇，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新富新贵们觉得远远不够，因为共产党政府的组织和干部管理程序，不仅自成一个封闭的体系，而且体系内个体的前进和升迁也非常缓慢，这对于无心加入体系之中、而且也不见得有兴趣在体系中长久停留的新贵而言，是非常不方便的。所以轮流坐庄式的民主选举，或者至少式开放型的干部体系，才是新贵们的关心所在。总而言之，在实现了经济上的"精英优先"以后，现在的关键是要实行政治上的"精英优先"。
在这个问题上，精英主义者分为激进派和温和派。激进派声称"唯一重要的是每人有一张选票"，多党制和海选就是一切。而温和派则策略得多，自许“清流”的甚至还主张"目前中国也不能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好心地指出共产党的敌人是"那些贪官污吏"，他们进行道德批判目的是对准共产党的敌人。
在笔者看来，共产党的成就是"平民主义"所带来的，其合法性也在于"群众路线"，用新的说法就是"三个代表"。所以共产党的唯一敌人是"精英主义"，而腐败现象正是精英主义和脱离群众的一个派生物。实际中，有毛泽东时代和现实的强烈对比；在理论上，"精英优先"的理论基础是西方的个人主义；社会阶层严重分化，自视精英的脱离群众高高在上不顾民众的疾苦，这三者才是腐败滋生的温床。要继续用政治上的进一步"精英优先化"来对付腐败，恐怕真的将要导致"反腐败要亡党"。
笔者对"精英政治"能够适应反腐败任务的"精英认识"，是完全不能相信的。这不仅有东南亚的现实例证；而且有老蒋时代中国精英在社会上实施"保甲连坐"的历史教训；而且在克林顿的桃色事件中，也可以看到所谓的"司法监督"和"权力制衡"，在反腐败上一文不值。
相反，在毛泽东时代，没有公检法，没有纪检，没有监察局和审计局，相互查帐却能够发现问题并实现有效监督。今天这么多的专职机构却不能解决问题，并不是水平下降和监督格外困难，而是失去了为民众服务的意愿和为人民负责的精神，没有这样的精神，再完善的制度都将毫无意义。恢复为人民负责的精神，不是制度建设的任务，而是依赖国家发展的"精英优先"战略的根本改变和必须向群众路线的回归。
笔者相信，决不会是网友所猜测的需要以自虐以求暴富，何清涟女士非常清楚她是在说什么，所以她有这样的危机感是不奇怪的。罗斯福有名言垂世"唯一应该害怕的是害怕本身"，孔子也说"必也正名乎"，呼吁何清涟女士不要躲躲藏藏，公开你的只有"精英优先"才能救中国的真理，否则你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永远不会落实。而且躲藏本身，根据你的切身体会，已经失去了保护色的作用，如果再不公开观点，你的同道和所代表的社会利益群体，也难以大力向你提供切实的支持和帮助，不能形成有效的压力集团，推动社会政策向你所指望的轨道前进。否则总是遮遮掩掩地宣称什么"民众没有通过合法的手续授予代表权"一类东西，其效力是要打很大的折扣的。
二○○一年一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