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传统和儒家精神中，最引人注目、并为世人所称道的，是它的道德英雄 主义。对于这种英雄主义，人们总是充满激情地礼赞，佩服得五体投地，什么“杀身成仁”啦，“舍生取义”啦，千百年来人们只是认同，却很少发问，即便不能身体力行，也不敢有一毫怀疑。人们可以在行为上背离它，却不能用言辞来否定，人们可以做男盗女娼，却不能不讲仁义道德。“仁义”二字，不仅成为民族精神的标志，更成为文化对人的本质的规定性。孟子说：人与禽兽的差别只有那么一点，那一点就是仁义。圣人参天地，化万物，定人伦，定人伦就是规定人的本质。圣人是文化的创造者，孔孟都是圣人，中国人的本质当然得由他们来规定，而他们成为圣人又由王权来钦定。孔孟的圣化和儒家的意识形态化，是王权对各种思想选择的结果，王权选择了孔孟之道，证明孔孟之道与王权有着更多的内在统一性，而仁义的实质就在这种内在统一性中。

　　值得用身体和生命去换取的仁义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对这一问题的解释，涉及儒家的义利观、生死观、国家观、群己观，这几个基本观点，构成儒家道德英雄主义的基础。仁是什么？二人也，二人是人际关系的基本单位；义是什么？宜也，宜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仁”属于社会本体论的范畴，与本体相关联的理念，当然就是具有绝对性的先验原则，所以说“立人之道曰义”，当作为先验原则的“义”进入实践理性的范畴时，它便成为社会规范性的“礼”了。因此，儒家的先验原则是“仁义”，儒家的实践理性是“礼义”。

　　作为社会本体的“二人”，在社会关系中则为君臣、父子、夫妇。夫妇是两性关系的社会化，父子是血缘关系的伦理化，君臣是人际关系的政治化。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套用《矛盾论》的说法，这三个方面是社会关系的基本矛盾，这三个基本矛盾解决好了，其他一切矛盾都迎刃而解。儒家知有国家而不知有社会，是国家主义者而非社会主义者。儒家所谓国家主义，即齐家治国平天下。齐家就是要处理好夫妇、父子矛盾，治国就是要处理好君臣矛盾，在大一统时期，国就是天下，治国即平天下。解决矛盾的基本原则就是仁义，处理好三方面关系的具体规定性则是礼义，所谓“克己复礼为仁”，就是通过具体规定达到基本原则，从社会关系进入社会本体。处理好这三方面的关系是立国之本，“复礼”就是以礼来解决立国之本的问题。

　　解决问题，首先要确立三纲即分清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夫、父、君，此三者为三纲，矛盾的次要方面是妇、子、臣，此三者谓之三目。“纲举目张”，矛盾的主要方面统治次要方面，其基本规定为夫为妇纲、父为子纲、君为臣纲，三纲便是所谓仁义；儒家的道德英雄主义即以三纲为本位，其具体规定为忠、孝、节，忠是君对于臣的规定，孝是父对于子的规定，节是夫对于妇的规定，这些规定就是礼义。儒家所谓英雄，无非忠臣、孝子、节妇，历史上有岳飞似的忠臣，有《二十四孝图》里的孝子，有《烈女传》里的节妇。脱离了三纲的质的规定性，无论怎样的英雄行为，都是南辕北辙，都必然要向着其反面贼寇转化。绿林道上的英雄，不管他怎样替天行道，都不能摆脱文化对他的质的规定性——“贼”。他的出路有两条，一条是身在江湖，心在朝廷，曲线忠君报国，向文化的质的规定性靠拢，等待皇帝招安；另一条是做贼做到底，改朝换代做皇帝，“窃钩者诛，窃国者侯”，量变引起质变，只要上了规模和档次，盗贼也能做皇帝。一旦做了皇帝，他就是文化质的规定者，他就成了三纲中最高的一纲——君纲。
　　忠、孝、节的英雄品格，是一个适用于所有人的普遍的文化质的规定性，惟独不能适用于君。忠、孝、节是臣、子、妇面对君、父、夫的“无我”的认同，而君主在社会关系的总和中，则如鹤立鸡群一般，是一个无对象的存在。他犹如金字塔的塔尖，孤独的面对芸芸众生和茫茫苍穹。众生是民，抽象的民；苍穹是天，虚拟的天。他的英雄行为是面对民和天的理念化和形式化的行为，他要“为民立极”，他要参天地，化万物，实现“君道同体”。当然，君主也是人子，也有尽孝的义务，但是君主却无须针对任何具体的个人表现其“无我”的英雄行为。君主的英雄主义，必须对象化为民，对象化为天，抽象的民和虚拟的天，必须用“万物皆备于我”的个体和“我心即是宇宙”的意志来填充，这样无限膨胀的个体，从理论上来说适用于所有圣化的个体，但是真正能将这种英雄主义付诸实施的惟有现实的君主，他一手抓着民心民意，一手抓着天道天命，对于天和民的垄断便是君主英雄主义的本质。这一质的规定性，在儒家便是所谓仁义，而尊天、贵民等形式化的理念，便是所谓礼义。

　　儒家的仁义和礼义，即使在三纲中也是分了等级和范围的，不能一概而论。君纲、父纲、夫纲各有其不同的质的规定性，因此品分三纲的英雄主义的标准也不一样。君纲的英雄主义，便不能纳入忠孝两全的人伦范畴来品分，它更多的要在天人合一的天人范式中来理解。君纲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超伦理的形而上的属性，而这一属性的获得必须经由内圣外王之途的修行，宋儒所谓“圣人可权”，“权”，是权变，是超越道德与法律的变通，君纲的英雄主义多半就含在这“可权”的超越性之中。君王一旦被圣化，无论其成为圣王还是成为王圣，它都具备了“可权”的超越性，正是这种超越性，使它不仅可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而且能曰“秦皇汉武略输文采”。这种不受道德与法律制约的英雄主义，如孟子所言，便是“上下与天地同流”，如孔子所言，则是“从心所欲而不逾距”。
　　儒家道德英雄主义，以三纲为体，以五常为用，五常是仁、义、礼、智、信。三纲以君、父为重，五常以仁、义为先。所谓“杀身成仁”，成的便是忠孝之仁；“舍生取义”，取的也是忠孝之义。就类型而言，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民本位的忠孝英雄主义，另一类便是君本位的圣王或王圣英雄主义。这两种英雄主义都立于三纲之体，不离五常之用。我们评价儒家的道德英雄主义，不能离开既定的历史前提和王权主义的政治文化背景。我们可以站在历史主义的立场上对其历史作用作客观评价，却不能立足现实对其作抽象继承。内容固然决定形式，形式反过来也决定内容，旧瓶装“新酒”虽然方便，却不能表达“新酒”的气质和本质。市场经济的基础和民主化的历史进程，不需要伦理化的忠孝英雄，不需要圣化的圣王英雄，它们需要的是面向未来发明创造的文化英雄，是利用市场创造财富的经济英雄，是文化个体性自觉的民主英雄。我们可以断言，新内圣开不出新外王，用儒家传统的圣化模式来解决现代化问题，如缘木求鱼，只能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