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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说”之风，大概也是古已有之。据说司马迁的《史记》里就有许多东西是想当然，或者是虚构，《三国演义》也未必就不是戏说，你可以说他们的心态不是一种戏说的心态，但是与戏说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都是有意无意地背离了真实的历史而进行的虚创。眼下的书里和电视电影屏幕上戏说的东西越来越多，几成泛滥之势，引起一些有识之士的担忧，害怕人们真的就认为康熙本来是一个好皇帝，纪晓岚就那么满腹经纶，行侠仗义，而乾隆皇帝也那么和善。其实，问题不在于书本上屏幕上的“戏说”，而在于产生戏说和戏说流传的社会文化基础。
鲁迅说过“《儒林外史》的手段何尝在罗贯中之下，伟大也得有人懂。”《三国演义》的流传面和影响面之大之广，是《儒林外史》所不能比的，那是基于我们的民族从根儿就有把人物绝对化的心理基础，没有那几个绝对化的人物形象，不会有多少人对那一段历史的演化感兴趣。《儒林外史》是让人面对自己内心里那些卑污的东西，不痛快，拍掌叫好叫不起来。你可以说那些搞戏说剧的人是一种浅薄媚俗的心态，可是面对着那么大的一个愿意并且乐意接受这些东西的社会群体，让他给你写正统的历史讲义吗？再说他们不是历史学家，没有必要也没有义务给观众上历史课，也没有义务无一字无出处。放着轻松便利挣钱的事儿不干，那才叫傻呢。
一个人的历史感，再说大一点，一个民族的历史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那是一个长长的积累过程。再引一句鲁迅的话：中国人一向以血洗杀人者的手。皇帝杀人万千，只要表示一句安慰，臣民们马上就感激涕零。中国向有大而化之的传统，多大事儿过去就过去了，算了，然后就说说笑笑，把自己的责任，把别人的冤屈，一说一笑了之了。这样既不用面对历史，也不用面对自己。比如读书界吧，许多人原意面对林语堂，愿意面对梁实秋，因为轻松，而面对鲁迅，常常要照见自己的灵魂，那实在也太沉重。你不让那些作家剧作家演员艺人们去“戏说”，让他们干什么呢？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谁原意干？有识之士的担忧当然没有错，但与其这样担忧，还不如找根针狠狠地往那些麻木的心尖上扎一下，先出了血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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